津门医脉（二）发展：朱宪彝的三十三年|医学博士|医学院|协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朱宪彝|津门医脉

一篇登上《Science》的中国论文

1942年，美国《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作者是两个中国医生，朱宪彝和刘士豪。论文首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写入世界医学教科书的概念——“肾性骨营养不良”。

那一年，朱宪彝32岁，刚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不久，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是一个中国人能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医学论文极为罕见的年代。可他研究的是肾病，眼睛盯的却是中国——那个年代，中国有多少人的肾，毁在营养不良上，他心里有数。

论文发表后，美国和欧洲的医院都向他伸出橄榄枝。朱宪彝却收拾行装，应天津中央医院（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之邀，回到海河边，当了一名内科主任。

为什么是天津？后人猜测过很多理由：天津离北平近，天津有马大夫医院打下的西医底子，天津的中央医院缺人才。但也许还有一个更朴素的理由——那时的中国，真正需要医生的地方，恰恰是这些“洋医院”扎了根、却还没长成大树的城市。

当时的天津，西医的基础是马根济们打下的，但医院零散、人才稀少、公共卫生几近空白。朱宪彝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医院定了条规矩：内科大夫查房，不许只背药名，要结合病人的病理、生理、化验，讲清楚“为什么”。协和那套严谨到近乎苛刻的临床训练，被他原样搬到了天津。

从这一年起，一个属于新中国天津医疗的“奠基年代”，在战乱中悄悄开始了。

写朱宪彝，绕不开一个词：家国。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见过国破，见过流亡，也见过新中国的黎明。他们的选择，从来不是计较个人得失，而是算计着国家需要什么、人民缺什么。朱宪彝从美国回来，从北平来天津，每一步都走在“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的底色。

▲天津医学院首任院长、临床内分泌学奠基人朱宪彝（资料图）

一、1951年：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旧医院，马大夫纪念医院、妇婴医院这些老牌医院先后收归国有。乱糟糟的城市医疗，第一次有了统一的“管家人”。

接管不是换个招牌那么简单。老医务人员回忆，军管会进医院那天，院长带着全院职工在门口列队，交接的账本摞了半人高。医生护士大多留了下来——他们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医院能正常开诊，老百姓能看得起病。

1951年3月，天津市政府批准成立天津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里有一位大家熟知的名字——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另一位就是朱宪彝。当年6月，天津医学院正式成立，朱宪彝被任命为院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

办医学院，最难的是从零开始。没有校舍，就借；没有教材，现编；没有师资，朱宪彝自己上台讲课。老校友回忆，医学院成立头几年，学生上课用的解剖图谱，是朱宪彝和几位教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实验室的玻璃器皿，是老师们从各家医院“化缘”来的。

还有个流传很广的细节：第一届学生入学，朱宪彝亲自去车站接人。学生下了火车，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举着“天津医学院”的牌子，以为是校工，抢着帮忙拎行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院长。朱宪彝笑着说：“学生是医学院的命根子，院长接学生，应该的。”

朱宪彝当院长，一当就是33年，直到1984年病逝。这33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砸在了医学院和总医院上。他的办公室在总医院，夜里十二点，灯还亮着；早晨六点，他又出现在病房。学生们说，朱院长查房，口袋里永远装着一支笔和一本小本子，病人的每个细节他都记下来。

医学院办起来以后，很快建起了自己的教学医院体系：总医院、第二医院、附属口腔医院……学生一入学，就被分到病房“泡着”。朱宪彝有句口头禅：“医生是病床边上长大的，不是在书本里长大的。”这句话，天津医学院的学生一代代传了下来。

1993年，天津医学院与天津第二医学院合并，组建天津医科大学。如今，这所学校已成为全国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之一。站在气象台路的校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白大褂，谁还记得1951年那间借来的教室里，朱宪彝在黑板上写下“内科学”三个字时的样子？

这里还得补一笔总医院的身世。1946年设立的中央医院，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接收日军医院改建的；1952年，它正式划归天津医学院，成为附属医院。那一年，医院里的设备和人员，不少还是日本投降时留下的“洋落儿”。老医生回忆，手术室的器械锈了，是护士们用砂纸一点点蹭亮的；X光机坏了，没人会修，是工程师照着英文说明书啃了三个月才修好。就是这些“家底”，撑起了新中国天津第一家教学医院的台面。

1952年前后，医学院还掀起过一场影响深远的“教学改革”：把过去的“老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改成“床边教学”，让学生直接进病房，在病人床边学查体、学诊断。朱宪彝带头示范，他带教时，先让学生自己问诊、查体、写病历，然后他再重新问一遍、查一遍，逐条对，逐条改。学生们叫苦不迭，可毕业时都服了——这套“笨功夫”，是拿一辈子饭碗的本事。

▲天津医科大学校门（资料图）

二、碘缺乏病：一场横跨半个中国的战役

在天津医学界，朱宪彝的名字总是和“内分泌”连在一起。他是中国临床内分泌学的奠基人之一，被国际学界称为“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

上世纪50年代，他在全国率先开展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病”）和克汀病的调查防治。那是一个连“微量元素”这个概念都还很陌生的年代，朱宪彝带着团队，坐火车、骑毛驴，深入山区农村，挨家挨户查病情、测尿碘、抽血样。

老资料里记着一个细节：为了摸清病区情况，他们曾在河北、山西的山村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老百姓不理解，说“大脖子”是水土问题，祖祖辈辈都这样，你们查了又能怎样？朱宪彝不辩解，只是蹲在人家门口，给孩子测尿，给大人查脖子，一笔一笔记数据。

克汀病的患儿最让人揪心。这些孩子出生时看着正常，长到一两岁，智力发育迟滞，个子也长不高，村里人叫“呆小症”。朱宪彝在病区里挨个看，摸着孩子的头，对随行的学生说：“这不是命，这是缺碘。一克碘盐，就能救一个孩子的一辈子。”

正是这批数据，支撑起了全国范围内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克汀病的大规模防治。今天，中国基本消除了碘缺乏病，全球消除碘缺乏病的历史上，朱宪彝是绕不开的先驱。世界卫生组织后来评价，中国的防治经验，为全球公共卫生树立了样板。

这些成就，当年做的时候没人想到会写进历史。朱宪彝只是觉得，学医的人，看见这么多病人，就得管。

他的学生们后来回忆，朱院长在病房里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做的每一项检查，都要问自己一句——对病人有用吗？没用的事，不做；有用的，再麻烦也要做。”这话听着朴素，却是他一辈子的临床信条。

这场战役的下半场，是几代人接力打完的。八十年代起，国家推行全民食盐加碘，天津的卫生、盐务部门挨家挨户宣传“吃碘盐”，老辈人不习惯那个味儿，嫌碘盐“发苦”，干部们就一遍遍讲道理：苦一点，孩子聪明一点，值不值？1994年，国务院颁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碘盐成为国策。再后来，全国碘缺乏病监测年年达标，2000年前后，国家宣布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

那一年，朱宪彝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可天津内分泌界的老人们说起这件事，还是那句话：“要是朱院长还在，看见这一天，该多高兴。”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资料图）

三、总医院：天津医疗的“心脏”

如果说医学院是天津医疗的“大脑”，那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就是“心脏”。

这座医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6年设立的中央医院。1949年后，它更名为天津总医院，成为天津规模最大、科室最全的综合性医院。朱宪彝长期担任内科主任，把协和的临床传统彻底扎了根。

总医院的“看家本领”是内分泌。1958年，在朱宪彝倡议下，医院建立核医学科，在全国率先开展同位素诊断和治疗；1961年前后，内分泌科正式成立，是中国内分泌专业的发源地之一。全国各地的内分泌疑难病号，一路辗转，最后多半会被人指点：“去天津找总医院。”

我还听过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八十年代，一位外地患者揣着一沓化验单来总医院看内分泌，挂了号才发现专家号早满了，急得在走廊里团团转。护士看见了，说：“您别急，朱院长要是还在，他的规矩就是——病人没看完，谁也别想下班。”

1978年，朱宪彝创办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这是中国内分泌领域第一个专业研究机构。1981年，内科学获批国家首批博士点。几十年间，从总医院内分泌科走出的一代代医生，遍布全国各大医院的内分泌科。有人说，中国内分泌的“家谱”，从朱宪彝这儿往下排，已经排到第五代第六代了。

总医院的护理教育也值得一提。1950年，天津在总医院设立护士学校，培养的第一批护士，毕业后分到各医院，成了护理队伍的“种子”。老护士长们回忆，那时候的护士，要学打针、学配药、学消毒、学包扎，还要学怎么跟病人说话——“病人怕，你得先稳住他；病人疼，你得先心疼他。”这套“话术”，到今天还在护理部传。

核医学科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卢倜章。1958年，这位留美归来的专家在朱宪彝支持下筹建核医学科，把同位素诊断技术带进天津，后来又创办了天津核医学研究所。他编译的《临床核医学》教材，影响了整整两代中国核医学人。老同事说，卢倜章有个习惯，仪器出了故障，他先蹲下来看半天，自己动手修，“咱们的设备是宝贝，得比对待自己还仔细”。

除了大医院，新中国天津的基层医疗网也很快铺开。五十年代，各区办起联合诊所、地段医院，大夫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上门看病。老天津人记得，那时候胡同里有个头疼脑热，不用跑大医院，喊一声“地段的大夫”，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提着药箱就来了。到六十年代，合作医疗覆盖到郊区农村，“赤脚医生”背着红十字药箱，一根针、一把草，给庄稼人看了多少病。这张“城市大医院—地段医院—赤脚医生”的三级网，是那个年代天津人最踏实的保障。

我认识一位退休的社区医生，姓周，今年快八十了。他年轻时就在红桥区的一家地段医院当大夫，自行车车把上常年挂着一个帆布药箱。他说，那时候一天能跑十几户，“谁家老太太血压高，谁家孩子该打预防针，都记在小本子上。不记不行，病人信你，你不能让人家失望。”周大夫说，那一代大夫，看病不收费，只收挂号费五分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信，可那会儿，我们真觉得这是本分。”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门诊楼（资料图）

四、全民卫生：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医学院和医院是“治已病”，而新中国医疗体系最让老百姓受益的，其实是“防未病”。

上世纪5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席卷全国。天津响应得格外认真：大街上，居民们拿着扫帚铁锹清理垃圾、疏通阴沟；学校里，孩子们交“除四害”的成果——苍蝇拍打的苍蝇、老鼠尾巴，都要数着数上交。老照片里，天津街头的横幅写着“除四害，保健康，把蚊、蝇、鼠、雀一扫光”。

这些在今天看来有点“土”的举动，效果却立竿见影。蚊蝇少了，痢疾、伤寒就少了；老鼠少了，流行性出血热就少了；垃圾清了，霍乱、鼠疫的温床就没了。天津的老人们常说，小时候发烧拉肚子，大人说是“闹瘟”，如今的孩子，打几针疫苗，连“闹瘟”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1950年，天津就建立了铁路卫生防疫站，是全国最早的一批。之后，市、区两级防疫站陆续建起来，疫情报告、消毒杀虫、预防接种，一条龙管起来。麻疹疫苗、卡介苗、小儿麻痹糖丸，一项一项推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天津人，几乎都记得学校组织“吃糖丸”的场景——白白的糖丸往嘴里一塞，甜丝丝的，还不知道那是救命的疫苗。

这种“防”的理念，后来被一代代天津疾控人接了过去。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王撷秀，在传染病控制领域干了三十多年：甲肝、乙肝疫苗接种，艾滋病主动发现，麻疹控制，甲流防控……她牵头建立了“新四病”报告体系，让天津的疫情始终压在国内较低水平。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天津的流调、溯源、隔离管控，跑在了全国前列，靠的正是这套几十年攒下的“家底”。

医学史上有句话：最好的治疗是预防。天津这座城市用几十年时间，把这句话从口号变成了习惯。

老百姓的感受是最直接的。我采访过一位在天津长大的七旬老人，他讲起小时候的胡同生活：“那时候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个水缸，夏天喝凉水，冬天喝温吞水。后来卫生站的人挨家挨户发漂白粉，说井水要消毒，水缸要加盖。我们小孩嫌麻烦，大人说，听话，这是为你好。”老人顿了顿，说：“现在想想，真是为你好——我们这一辈人，没赶上闹大瘟疫，是福气。”

预防针的故事，天津人也都有一肚子。八十年代，计划免疫全面推开，每个孩子出生就要建一张“预防接种卡”，几月龄打什么针、吃几颗糖丸，一笔笔记着。防疫站的护士们拎着保温箱，装着疫苗挨个接种点跑，夏天怕疫苗失效，箱子里塞着冰块，跑得满头汗。如今的三四十岁天津人，谁没有一张儿时的小红本？那里面一格格填满的，是这座城市替孩子挡下的病。

▲20世纪5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街头清扫场景（资料图）

五、1977年恢复高考，天津医学院重新招生

1977年恢复高考，天津医学院重新招生。那一届学生，是清一色的“老三届”加应届生混编，年龄能差十几岁。课堂上，三十岁的班长和十八岁的同桌一起背解剖，晚上熄了灯，走廊里还蹲着背英文单词的人。这批人后来成了天津医疗的中坚力量——今天各大医院科主任级别的专家，很多就是1977、1978级的。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天津医学院恢复招收研究生。朱宪彝重新回到实验室，创建了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那一年，他68岁。很多人劝他歇歇，他说：“欠了十年的账，得还。”

这十年，他带着学生重新把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氟中毒的防治研究捡起来，一项一项追，硬是把耽误的时间抢了回来。1981年，国家首批博士点名单公布，天津医学院内科学赫然在列——中国自己的内分泌博士，从这里开始培养。

老学生们回忆，朱宪彝八旬高龄还在查房。他戴着老花镜，病历看得极慢极细，学生们大气不敢出。遇到年轻医生诊断拿不准，他也不发火，只说：“回去把教科书翻三遍，再来跟我说话。”严师出高徒，天津医学院的严谨学风，就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

说到恢复期的天津医疗，还有一个群体的故事不能漏掉——“赤脚医生”进城进修。七十年代后期，天津的大医院隔三差五就会迎来一批穿布鞋、背布袋的乡下医生。他们白天跟着查房，晚上挤在宿舍里抄笔记，见什么都新鲜。总医院的医生们也不藏私，手把手教听诊、教打针、教输液。有个从蓟县来的赤脚医生，回去后在公社办了个小诊所，后来当上了镇卫生院的院长。他说，在天津学的三个月，够他用一辈子。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传帮带”，让城市的医术顺着公路、铁路，一路淌进了乡村。天津的医疗版图，从一张白纸，慢慢有了骨头，有了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