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滑浚之间,有一座向固城遗址。历史上的向固城,是一座集军事防御与河防治理于一体的城池,其兴建之初衷、驻防之规制及废弃之缘由,对于研究北宋时期该地区的军事形势及黄河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浚县的部分学者撰文将向固城遗址定位至浚县杨堤村,鉴于此,有必要对向固城地望作一系统探讨论证。

滑县、浚县两地旧志均有向固城的记载。滑县记载最早的文献为明嘉靖《滑县志》,载:“向固城,在县西北十五里,宋滑州都督筑。内置州兵千人,埽兵二千人,以十指挥统之。州兵为滑浚二州声援,埽兵以治黄河。”此后,清代顺治、康熙等版《滑县志》,均沿袭此记载。乾隆版《滑县志》记载:“向固城,在县西北十五里,宋滑州都督筑。内置州兵千人,埽兵二千人,以十指挥统之。州兵为滑浚二州声援,埽兵以治黄河。《大名府志》:在县西北八里,唐时置都督府州兵。及宋,埽兵并屯此。东郡志云:南有坑数处,每坑可匿千人。世传为伏兵之所。今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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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记载最早的文献同样是明嘉靖年间的志书,《浚县志》载:“向固城,在县南十五里,宋滑州都督所筑。内置州兵千人,埽兵二千人,以十指挥统之。州兵为滑浚二州声援;埽兵则以治黄河也。今城南尤有方坑数十,盖当时伏兵之处。”康熙版《浚县志》仅保留了“向固城,在县南十五里,宋滑州都督所筑。内置州兵千人,为滑浚声援;埽兵二千人,以防河患,以十指挥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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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两个县的旧志,第三方文献也有关于向固城的记载:

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十九:“向固城在白马西北,唐置都督府。其南有坑数处,每坑可匿千人,世传为伏兵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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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陈梦雷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向固城,在(滑)县西北十里,唐都督府兵,宋州兵埽兵,并屯此。又按濬县志:向固城在濬县南十五里。当以在滑县为是,故不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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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府志》乾隆版记载:“向固城在(滑)县北八里,明时都督府兵及宋埽兵并屯此。《一统志》:在滑县西南三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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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大名府志》滑县字条下有载:“向固空城在(滑)县西北八里,唐时置都督府州兵。及宋,埽兵并屯此。东郡志云:南有坑数处,每坑可匿千人。世传为伏兵之所。今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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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浚县的古志记载来看,并没有确定向固城的具体位置。那么,浚县部分学者为何将其定位至杨堤村呢?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缘于1990年版的《浚县志》记载:“据文物调查资料,向固城在今县城南8公里杨堤村,紧靠大金堤,有土城垣残迹,高3米,长10米余,附近有宋代陶片、瓷片发现。《河南省古今地名词典》(浚县词条)稿载:向固城宋崇宁四年(1105年)滑浚二州合筑,周约六里,东控古黄河黎阳津,驻兵千人以防金兵南进,又驻埽兵二千,以治河患。靖康元年(1126年),城陷于金兵。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南徙,城失防守意义,渐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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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浚县将向固城遗址定位于杨堤村,多少有些草率。从“据文物调查资料”几个字就可说明,其只是来源于民间传说。再说仅凭“土城垣残迹……附近有宋代陶片、瓷片发现”,也难以断定此处就是向固城遗址。滑浚一带,历史悠久,古遗址、古村落众多,不要说宋代,即使先秦之陶片、瓷片亦非罕见。如若没有文物考古认定等佐证,实乃让人信服。前些时日,笔者曾约同事就此事专程到杨堤村实地考察,与当地十多人交谈,竟无一人知晓向固城一事,仅言修郑济高铁时曾挖出古墓一座,中有大空心砖等等。退而言之,假如向固城遗址确实在杨堤村,而杨堤村南靠古黄河大堤,《东郡志》所载“南有坑数处,每坑可匿千人,世传为伏兵之所”,又该作何解释?难道是在黄河大堤上挖大坑?要知道当时的黄河堤防何等重要。

还有:1997年版《浚县志》所载的“《河南省古今地名词典》(浚县词条)稿载‘向固城宋崇宁四年(1105年)滑浚二州合筑’”的内容,更令人费解。其一,宋代、明代尚不能确定的向固城修筑时间(古人修志,向来严谨),被400多年后的当代确定,而且还明确到具体的1105年;其二,明清历版《滑县志》、康熙《大名府志》,包括明清各版《浚县志》,均明确记载“向固故城,宋滑州都督所筑”,而此处却改为“滑浚二州合筑”,又是为何?如果没有新佐证以证其是,那么若非此志记载失误,就是有意为将向固城遗址定位于浚县境内做铺垫。(需要说明的是:《河南省古今地名词典》并未出版。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字典·河南省》,也没有向固城的上述记载。)

综合志书记载,笔者认为向固城遗址理应在今滑县境内。

一、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中,南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最早,自然最有说服力。其卷十九记载“向固城在白马西北”,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向固城位于白马县的西北部。白马县,滑县境内历史属县,其所辖区域从未离开过今滑境半步。清陈梦雷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更是不仅载明向固城在滑县,而且否定了浚县说。“向固城,在(滑)县西北十里……。又按濬县志:向固城在濬县南十五里。当以在滑县为是,故不另载。”乾隆版《卫辉府志》、清康熙《大名府志》均记载在滑县,“向固空城,在(滑)县(西)北八里”。

二、就距滑县老城(今城关镇街道)之方位距离而言,理应在滑县。《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向固城,在(滑)县西北十里”,《卫辉府志》《大名府志》均载“向固空城,在(滑)县(西)北八里”,《滑县志》载“向固城,在县西北十五里”。其距离之差异,当因不同时期方志编纂者依据不同实测点所致,然无论八里、十里,还是十五里,向固空城都在古黄河南岸(右岸),其遗址都未出今滑县境。

三、就修筑主体而言,理应在滑县。明清历版《滑县志》、包括历版旧《浚县志》均记载为“宋滑州都督所筑”。(《河南省古今地名词典》(浚县词条)稿称“滑浚二州合筑”,姑且不论其出版与否及有无来历,若说史料含金量,当代书刊在明清文献面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宋代时期,滑、浚分河(古黄河)而治,滑县居南岸(右岸),属滑州;浚县居北岸(左岸),属浚州,二者同等级别,互不隶属。明清两县志书均明言向固城为滑州都督所筑,滑州管辖区域在河南岸,岂能越河到对岸的浚州境内的杨堤村大兴土木,修筑城池?这于常理也难说通。难道浚县杨堤村位于古黄河的南岸(右岸)?

四、就城池功能而言,亦理应在滑县。向固城虽名曰城,实则更近于兵营,“内置州兵千人,为滑浚二州声援”,其军事防御性质昭然可见。向固城选址于此,结合唐宋时期该区域之形势,自与古黄河上重要渡口白马津有关。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历版《滑县志》均载“白马津在滑县西北十里”,而向固城理应处于白马津附近,这和《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所载“县西北十里”,《卫辉府志》《大名府志》载“县(西)北八里”的记载可谓有效衔接。白马津在古黄河南岸(右岸)、今滑县境内,位处其附近的向固城自然亦应在今滑县境内。另外,“滑浚二州声援”之语,也间接说明向固城在滑一边,如果在浚,岂不应该表述为“浚滑二州声援”。

向固城除军事防务外,尚负黄河堤防之责,“内置州兵千人,埽兵二千人”,埽兵之数倍于州兵,足见当时河防任务之繁重。古黄河滑浚段两岸堤防相较,右岸一直处于劣势,决口次数远多于左岸,作为负责治理水患的埽兵,难道会不驻于险要的南岸而驻于堤防压力相对较小的北岸(左岸)浚州地?

至于向固城遗址具体在滑县境内何处,在文物考古发掘实证之前,笔者不敢妄下断语,以免给后世造成困扰。

关于向固城修筑于何时,史志并无具体记载。综观现有可信史料,其修筑朝代有二说:《滑县志》《浚县志》载为宋代,“向固城……宋滑州都督筑”;而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清陈梦雷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乾隆版《卫辉府志》、康熙《大名府志》均指向唐代,“向固城在白马西北,唐置都督府。”“唐都督府兵,宋州兵埽兵,并屯此。”“向固城……唐时置都督府州兵。及宋,埽兵并屯此。”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滑州都督府一职设置于唐初,贞观年间裁撤,宋代滑州只设刺史,并无都督之职,两县古志书所云“宋滑州都督”,当属明清修志时沿袭旧说“滑州都督”。当然也不能排除宋代曾对向固城加以扩建或改造的可能。

向固城又于何时废弃呢?康熙《大名府志》引《东郡志》云:“南有坑数处,每坑可匿千人,世传为伏兵之所,今废。”此“今废”之“今”,当指《东郡志》修撰之时。《东郡志》由宋崇禄撰于至元五年(1339年),据此可知,至迟在1339年,向固城已告废弃。至于废弃之原因,当与黄河改道及军事价值丧失有关。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南徙,漕运及白马津渡口功能随之丧失,向固城既失河防基地与津渡屏障之意义,遂遭废弃。加之金元之际,滑州一带战事频仍,城垣建筑或遭一定程度之破坏,加速了其荒废进程。至《东郡志》修撰之时,已成废城。

参阅文献: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清陈梦雷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乾隆版《卫辉府志》,康熙版《大名府志》,历版《滑县志》,历版《浚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