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晋中祁县一带寒风刺骨，八路军386旅的棉衣、布匹和粮食都很紧张。就在部队为后勤发愁时，旅部把一项特殊任务交给了查玉升：先带队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再设法筹集军需。
这项任命看起来并不寻常。查玉升当时已经是772团干部，作战经验丰富，为什么不直接提拔，反而让他去当一段时间的特务队长？陈赓看中的，正是他敢打敢拼、善于临机处置的特点。
查玉升是安徽六安人，幼年父母双亡，家里没有土地，夏天替人放牛放鹅，冬天靠讨饭度日。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就明白，穷苦百姓面对的并不只是饥饿，还有随时可能压下来的欺凌。
1931年，红军进入皖西一带，17岁的查玉升参加了队伍。此后，他从普通战士做起，担任过班长、基层干部，经过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和长征的磨炼，逐渐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名骨干。战场上，他多次负伤，却没有离开部队。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红四方面军一部编入129师386旅，查玉升后来担任772团营级指挥员。一次日军突袭，陈赓被火力压在险地，部队一时难以展开。查玉升带人赶到后，迅速组织冲击，打乱了日军部署，使陈赓抓住机会脱离险境。
这件事让陈赓记住了他。
不久，陈赓和许世友找查玉升谈话。陈赓开门见山：“旅里准备让你担任772团副团长，愿不愿意？”查玉升当即回答：“愿意。”陈赓随即补充：“先带几天特务队，锄奸、筹集军需，两件事办好，再谈任职。”
所谓特务队，并非单纯执行暗杀任务的小分队，而是敌后斗争中的特别行动力量。它需要侦察敌情，掌握伪组织关系，选择打击对象，还要尽量减少对群众的牵连。队长若只会冲锋，不懂判断，反而容易把事情办坏。
当时，祁县、太谷附近的日军扶植维持会，利用地方上的投机者催粮、抓夫、搜集情报。一些汉奸仗着日军撑腰，欺压百姓，给八路军开展工作制造了很大麻烦。陈赓的意思很明确：罪行严重、手上沾着军民鲜血的，必须严惩；罪责较轻、尚有悔改可能的，则给出路。
查玉升没有把任务理解成简单报复。他通过地方党组织和群众了解情况，把各地维持会头目分门别类，先盯住那些最活跃、危害最大的目标。特务队人数不多，必须把力量用在关键处。
行动展开后，几名罪行严重的维持会头目相继被清除。特务队有时还留下警示性的字条，表明这是对汉奸行为的惩罚。消息传开后，原本依靠日军横行的维持会开始收敛，部分人甚至不敢再公开替日军办事。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留下“查玉升”的名号，并不意味着每次行动都是他亲自带队完成。它更像是一种心理战，把分散在各地的行动集中到一个名字之下，扩大震慑效果。敌后斗争中，消息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锄奸取得成效后，查玉升把目光转向军需。部队缺少布匹，单靠购买既没有足够资金，也容易暴露行踪。于是，他选择向那些替日军经营、却又害怕承担后果的伪人员施压，要求他们交出物资，作为赎罪和补偿。
祁县附近一座纺织厂的负责人，便收到过这样的警告，限期交出布匹。此人清楚查玉升和特务队已经形成威慑，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得设法交付。类似办法还用在一些罪责较轻的投敌人员身上：只要他们交出物资、停止助纣为虐，便暂不追究。
经过数月活动，特务队不仅打击了多名顽固汉奸，也为部队筹得了一批布匹和经费，缓解了过冬困难。更重要的是，查玉升把锄奸、筹粮、侦察和争取伪人员结合起来，没有把几项任务割裂开来。
任务完成后，查玉升升任772团副团长。此后的战斗中，他继续以果断勇猛著称，参加了百团大战等作战行动。1940年关家垴战斗期间，772团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部队在复杂地形和猛烈火力下反复争夺阵地，查玉升的指挥能力也在硬仗中得到进一步检验。
陈赓没有只凭一次冲锋提拔干部，而是先给查玉升一副难啃的担子。能不能识别敌情，能不能控制行动，能不能让部队和群众都得到实际利益，这些才是副团长一职真正需要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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