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脚下，那个装睡的人
包玉柱第一次爬上郭家窑段的山脊，是2015年春天。
风从管涔山那边刮过来，带着煤渣的涩味。他站在那道豁口前，愣了很长时间。长城在这里被拦腰截断，断口两侧的夯土断面裸露着，像一道被硬生生撕开的伤口。缺口约有十八米宽，运渣车从中间穿行，车辙深深嵌进墙体里。
他是矿上的人。他亲眼看着工头指挥挖掘机在长城上刨开第一铲土。排土场在山的另一侧，按规矩得绕三公里山路，老板嫌远。“就在这挖个口子，近。”工头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拆一堵院墙。
包玉柱没吭声。他在矿上干了快五年，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但那天晚上回到家，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举报信，寄给了县里的文保所。
信寄出去，石沉大海。
他又寄了一封，寄给县文旅局。没有回音。第三封寄到市里，依然没有下文。他开始打电话，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打。终于有人接了。对方听完，说了一句让他至今记得的话：“没有险情，不需要上报。”
“什么叫没有险情？”他握着话筒，声音发颤，“长城都断了，这叫没有险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挂了。
包玉柱没有停。他每年都寄信，每年都打电话。有时候是他一个人，有时候拉上工友齐有粮一起。齐有粮也看见了，刚来矿上上班那天就看见有车在长城缺口里进进出出倒土。两个人在矿上不怎么说话，但下了工，坐在工棚外面的水泥台阶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你说他们到底知不知道？”齐有粮问。
“知道。”包玉柱说，“卫星都能拍见。”
2019年，他们又寄了一次举报信。这次文保部门回了话，说企业的开采已经退出长城“两线”范围，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不处罚，也不上报。
包玉柱把那句话反复念了几遍。不存在新的破坏。他想起那道缺口，想起断口处一年比一年更秃的夯土。旧的破坏就不是破坏了？长城断了就是断了，断十年和断一天，有区别吗？
没有人回答他。
日子照常过。煤照常挖，渣土照常从长城缺口里倾倒。包玉柱和齐有粮还在矿上干活，还在抽烟，还在打电话。有时候包玉柱觉得自己像个疯子，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对着墙喊，墙那边什么声音都没有。
他后来才知道，墙那边的人其实都听见了。他们只是不想醒。
2026年3月，包玉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自己是省里来的，要了解长城被破坏的情况。包玉柱把十年来说过无数遍的话又说了一遍。这一次，电话那头没有挂断，没有推诿，没有“没有险情不需要上报”。
三天后，山西省成立了专案组。
包玉柱站在山脊上，看着一群穿制服的人走上长城。有人拿着测量仪，有人对着缺口拍照，有人在跟旁边的同事低声说什么。他认出了其中一个——那是县里文保所的人，他打过至少五次电话的那个人。那个人也看见了他，目光碰了一下，又迅速移开。
专案组查了三个月。2007年，朝凯煤业刚来的时候，连工商执照都没有，采矿许可更是没有。长城上的豁口从那时候起就存在了。2013年企业整合，变成了神达朝凯，缺口继续扩大，运渣车照常穿行。2026年3月，省专案组介入后，当地文旅局才开出罚单，企业被罚100万元。同年5月，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因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被刑事拘留。
包玉柱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正在工棚里收拾东西。矿上停工了，排土场被封了，长城缺口处立起了蓝色的施工围挡。他站在围挡外面，看着里面的人在测量、在拍照、在搭脚手架。
齐有粮走过来，递了根烟。
“你说，”齐有粮望着围挡，“他们早干嘛去了？”
包玉柱没接烟。他想起十年前寄出第一封举报信的那个下午，想起那些石沉大海的信，想起电话里那句“没有险情不需要上报”，想起2019年那句“不存在新的破坏”。十年，三千多天。他寄了多少封信，打了多少个电话，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睡着了。”他说。
“什么？”
“他们睡着了。”包玉柱转过身，往山下走，“装睡的人，你叫不醒。得有人把灯打开，把喇叭架到他们耳朵边上，他们才肯睁眼。”
齐有粮跟在后面，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那灯是谁开的？”
包玉柱没回答。他知道答案。灯是央视的摄像机开的，喇叭是媒体的报道架起来的。而他十年的举报信，不过是半夜里有人在装睡的人耳边轻轻喊了一声，连翻身都算不上。
后来，包玉柱听说长城缺口要开始修缮了。夯土一块一块地补回去，新的土跟旧的土颜色不一样，接缝的地方有一条隐约的线，像一道愈合后留下的疤。他知道那道疤会永远留在那里，提醒每一个路过的人：这里曾经断过。
而那个装睡的人，什么时候才会真正醒来呢？
包玉柱不知道。他只知道，明年春天，他还会再来看看。看看那道补好的缺口，看看新夯的土能不能扛住下一场雨。
至于那些在举报信上签过字、在电话里说过“没有险情”的人——包玉柱听说，纪检监察机关正在查他们。查他们是真的睡着了，还是从来就没打算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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