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享受观鸟，是因为我们获得这样珍贵的体验：将目光从人的世界里暂时移开，在树林、河岸或公园等待一只鸟的出现。辨认它的颜色，聆听它的鸣叫，观察它觅食、停留和飞走。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观看的不是某个博物馆标本或者书中的图像，而是一个拥有自己行动与生活的鲜活生命。或许有些鲜为人知的是观鸟这项爱好或多或少继承到了女权主义运动的遗产，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公众知识传播与生态保护的过程中，女性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女性带着望远镜走向户外。她们编写通俗鸟类指南，组织自然观察活动，以欣赏鲜活的鸟类呼吁反对羽毛贸易，参与保护野鸟的公共行动。在「出门散步去」的文章中，可以详细了解女性观鸟的历史（）。
女性开始观察自然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她们面对的不只是鸟类，还包括谁有资格生产知识、谁的观察能够被承认，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今天想借这个话题也聊一下女性与动物的关系。从女性参与自然插画，到“笼中鸟”成为女性处境的象征，再到动物保护与女性权利彼此交汇，在《女性、艺术与社会》中，我们看到一条延续百年的线索。女性与动物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一则关于亲近自然的温柔故事。它也与观看、控制、身体和权力有关。
瓦尔特·德弗里尔，宠物，1852—1853 年
01
谁有资格观察自然？
在现代学科形成以前，艺术与自然科学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
植物、昆虫和动物需要被观察、描绘和分类。画家制作的图像既可以是一件艺术品，也可以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女性很早便参与其中，只是她们的工作经常被归入手工、家庭劳动或艺术生产的附属环节。
整个17世纪，绘画既服务于家庭，也服务于科学目的。被准确观察到的东西令人赏心悦目，并反过来证实上帝的智慧和计划。这一时期，科学和艺术在花卉绘画和植物插画中出现交集。
细微地描绘大自然，需要同样的勤奋、耐心和手巧，而这些品质常常被用来贬低“女性的工作”。事实上，女性对于花卉静物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种在17世纪受到高度尊重的艺术流派，但到19世纪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艺术，只适合才华有限的女性业余爱好者。
女性也参与到自然知识的生产中。她们为植物学书籍上色，绘制花卉和昆虫，也保存和传递关于草药、植物及治疗方法的经验。
在16世纪和17世纪，草药组成了被子植物的系统知识发展的基础。与草药研究并立的是主要由农村女性传承下来的民间医学知识。布伦费尔斯在他的草药书中，提到了“非常专业的老妇人”。稍晚些时候，尤里休斯·科杜斯说他从“最底层的女性和农夫”那里学到了知识。
这些知识来自长期而具体的生活经验，却不一定以正式著作或学术身份出现。当现代科学逐渐建立自己的专业制度，一些由女性、农民和手工劳动者掌握的知识也被重新命名、分类和收编。
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的经历，更直接地说明了观察、绘画与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
1679年，梅里安出版《毛毛虫的奇妙转变及其神奇的单一植物供养》。她不满足于描绘收藏柜中的昆虫标本，而是饲养毛毛虫，观察它们的变化，再将不同生长阶段与相关植物画在一起。
“我从小就对昆虫感兴趣，”她说，“我首先在我的家乡法兰克福开始研究蚕。之后……我开始收集我能找到的所有毛毛虫，观察它们的变化……并仔细把它们画在羊皮纸上。”
她在画中展示了这些昆虫的不同发育阶段，并将它们安排在相关的花和叶中。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在1683年和1717年出版，这些作品一共囊括了186种欧洲飞蛾、蝴蝶和其他昆虫，都基于她自己的研究和绘画。
这些昆虫是直接观察到的，而不是照着收藏家的橱柜里保存的标本描绘的。这一事实彻底改变了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为卡尔·林奈在18世纪后期提出的动植物物种分类奠定了基础。
收藏柜里的标本可以被测量、比较和占有，却无法呈现生命变化的过程。梅里安的图像则把昆虫放回植物与生长周期中。她记录的昆虫长什么样子，也记录它们如何生活、变化，如何与环境发生联系。
后来女性走进野外观察鸟类，也延续了相似的方法——把鸟当作活着的生命来观看。鸣叫、迁徙、筑巢和觅食，也由此成为自然知识的一部分。
02
为什么女人与鸟
总被放在一起？
女性观察动物的同时，自身也不断被艺术和文学比喻成动物。
在19世纪的欧洲图像中，鸟尤其常被用来象征女性。它可以代表纯洁、脆弱和家庭美德，也可以暗示欲望、反复无常与不受约束的情感。其中最常见的形象之一便是笼中鸟。
动物的形象常常象征女性的罪恶和美德。女性不断被告诫要超越她们的“动物”本性，也被动物的典范所引领。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在诗歌《奥萝拉·莉》（1856年）中对笼中鸟的描绘，被男性和女性都当作女性家庭特质的标志。
1853年，瓦尔特·德弗里尔曾展出过一幅画，画中一名女子把嘴唇贴在笼子的栏杆上，笼里有一只小鸟。这幅画名为《宠物》，并附有一段作者不明的引用：“不过，把如此反复无常的动物当作宠物，实在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善意。”
在《宠物》中，女子把嘴唇贴近笼子。她看鸟，也与鸟一起被观看。
鸟是被豢养的宠物。女性被放在关于家庭、情感与女性特质的社会想象中。鸟笼限定了鸟的活动范围，也限定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处境。
而这种图像的复杂之处在于，女子（/鸟）并不是简单的受害者。人与鸟的接近带有亲密和欲望，笼子又让这种亲密显得紧张。女子看似是鸟的主人，却也可能与鸟处在相似的位置：两者都被要求漂亮温顺的同时，又始终被怀疑随时可能逃离控制。
就这样，动物形象参与了对“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规定。
顺从的动物可以代表女性美德，难以驯服的动物则可能成为危险女性的隐喻。女性一方面被要求克服所谓的动物本性，另一方面又被期待像宠物一样忠诚、温和并依附于家庭。
罗莎·博纳尔，马博会，1855 年
同一时期，法国画家罗莎·博纳尔以动物画获得了极高声誉。她长期研究动物的形态和行动，并在《马博会》《在尼韦尔奈耕田》等作品中，把马、牛和乡村劳动放在画面的中心。
博纳尔的《马博会》成为19世纪所有绘画作品中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评论家们很快就注意到博纳尔作品的活力和对自然的忠实呈现。博纳尔画作的主题和细致而平易近人的风格，吸引了英国的中产阶级观众。然而，她在英国成名的同时，也恰逢公众围绕活体解剖的动物权利和动物虐待等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
这场辩论涉及女性和动物的生活。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对女性和动物身体的控制，是如何通过对自然、文化、性存在和支配地位的认同来表达的。
博纳尔笔下的动物拥有力量、重量和行动能力。它们不只是服务于人的财产，也并不始终温顺地接受控制。
当一位女性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描绘动物时，画面中的动物也进入了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谁拥有它们，谁使用它们的劳动，又是谁有权规定一种身体应该如何行动？
罗莎·博纳尔《在尼韦尔奈耕田》，1848年
03
动物权利
为什么会成为女性的问题？
19世纪后期，英国围绕动物虐待和活体解剖展开激烈争论。许多女性积极参与动物保护运动，并对实验室中被控制和伤害的动物产生强烈共鸣。不能仅仅降这件事归结为女性天生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或者是一种所谓柔软、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特质”。或许可以将把这种联系放回当时社会的权力结构中：
博纳尔的作品强调动物自由和纯洁的本性，以及它们的忠诚、勇气和魅力。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它们“就像它们本来的样子”。
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对动物的热爱，以及工人阶级男女广泛参与动物权利运动的现象，让各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纽带。
但问题远比动物的困境更深远。问题在于权力，或者说是中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男性在面对中上层阶级男性的制度化权威时的无力感。
动物与女性产生联系，是因为二者都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的身体由谁支配？
1877年，安娜·塞维尔的小说《黑骏马》以一匹马的口吻讲述它如何被不同主人使用、照料和虐待。马既是劳动者，也是一件漂亮的财产。它能否免受痛苦，取决于掌握缰绳的人。
《黑骏马》被作者称为“一匹马的自传”，但它实际上是一本女权主义宣传品，谴责对所有生物，尤其是女性和工人阶级的残酷压迫。
黑骏马既是一匹劳作的动物，任凭善良或残忍的主人支配，也是漂亮的财产，就像妻子一样。这本小说非常受欢迎，部分原因是许多英国人意识到动物权利问题实际上是人权问题。
然而，将女性与动物联系起来，也存在明显的危险。这种比较可以揭示不同身体共同遭受的压迫，也可能再次把女性贬低为需要被驯服的动物。马的鞍具、缰绳和鞭子既是控制动物的工具，也进入了描述女性身体和女性服从的语言。
安娜·塞维尔《黑骏马》封面，1877年
因此，《女性、艺术与社会》并没有把女性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处理成简单的身份认同，而是继续追问：这些图像和比喻究竟由谁创造，又服务于怎样的社会秩序？
罗莎·博纳尔的画作，以及它们在英国中产阶级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与创造和控制女性特质所依赖的复杂意义体系是分不开的。
马（和女人）是漂亮的宠物／动物，它们也代表着对男性统治的挑战。
我在这里所描绘的相似之处，可能不会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观众直接表达出来。然而，它们指出了图像的作用方式，不是作为对没有争议的“自然”的回应，而是作为更广泛的意义和社会控制体系中的标志。
结语
女性曾经参与自然知识的生产，她们的工作却经常被划入家庭技能和业余爱好；鸟与其他动物进入艺术后，又被用来规定女性的美德、欲望和社会位置；当女性开始为动物权利发声，她们也从动物受到的控制中，看见了作用于自身身体的制度。
从梅里安直接观察昆虫的生长，到博纳尔赋予动物力量与行动，再到《黑骏马》把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利放在一起，女性与动物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她们观察动物，也被社会借助动物的形象来观察和定义。
当自然不再只是等待人类观看、分类和占有的对象，女性与动物也不必继续停留在那些早已被安排好的位置上。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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