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毛泽东与胡适的交集，最初并不是一次激烈争论，而是一段安静的阅览室经历。那时的毛泽东二十五岁，受杨昌济推荐，来到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胡适三十七岁，是校内颇受关注的新文化运动学者。
毛泽东当时并非北大学生，却常去旁听课程，也阅读《新青年》等刊物。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强调以证据讨论问题，反对空泛议论。这种学术方法，对正在寻找救国道路的毛泽东，确实产生过影响。
毛泽东后来回忆青年时代时，曾提到自己早年敬仰陈独秀、胡适等人。那一代青年面对国家积弱、社会动荡，曾把教育、留学和思想启蒙视为改变中国的重要路径。毛泽东也考虑过赴法勤工俭学，但在与友人讨论后，逐渐转向立足国内观察中国社会。
关于胡适是否直接劝毛泽东放弃出国，史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确认的是，毛泽东最终没有走留学道路，而是在湖南从事社会调查、组织青年和报刊写作。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后，他的文章引起了新文化界的注意。胡适对其中一些文字有过肯定，认为湖南的思想活动正在发生变化。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截然对立。毛泽东早年的文字，带有鲜明的思想启蒙色彩；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和问题讨论，也为许多青年提供了表达工具。后来道路分开，更多源于对革命方式、政治制度和国家前途的判断不同，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
1927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关系彻底破裂。此后，毛泽东走上武装革命道路，胡适则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主张以渐进的制度改良解决中国问题。双方的分歧，由学术观念扩展到政治选择，渐渐失去了共同讨论的基础。
“毛泽东考不上北大”这句话，长期在各种文章和回忆中流传。但从严格的史料角度看，毛泽东从未参加过北京大学正式入学考试，因此“考不上”本身缺乏可核实的事实依据。更可能的情况是，胡适在评价毛泽东早年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时，使用了带有个人判断色彩的话，后来被传播成了醒目的标题。
这类说法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把两人的差异浓缩成了一句断语。胡适看重学院训练、文献功底和学术规范；毛泽东则长期在社会运动与革命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两种道路不同，不能简单用一张文凭或一次考试加以衡量。
抗战时期，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曾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抗战胜利后，他仍希望通过和平方式重建国内政治秩序。1948年北平局势紧张，北大是否南迁引发争议，胡适反对仓促搬迁，认为北京这一城市与北大的历史传统不可分割。12月，他离开北平，随后前往美国。
1949年以后，胡适长期居住在美国，靠演讲、讲学和学术活动维持生活，处境并不宽裕。1952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后，他的正式职位减少，身体状况也不断恶化。心脏疾病、经济压力和学术环境变化，使他在海外的生活远不像外界想象得那样从容。
正是在这一阶段，胡适对毛泽东的评价更为谨慎，也更为尖锐。有关美国记者采访的故事，流传版本很多，具体时间、地点和原话都难以完全核对。即便确有类似谈话，也不能把未经完整出处证明的内容，当作确定无疑的历史记录。
能够确认的是，胡适并未否认毛泽东具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他对毛泽东白话文的评价，曾被概括为“共产党人中，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好”。这句话说明，胡适的政治反对与文学判断，并不是完全混在一起的。
毛泽东的诗词，则成为两人评价差异最明显的地方。《蝶恋花·答李淑一》写于1957年，寄托了对革命烈士杨开慧、柳直荀的悼念，后来广为流传。胡适若从格律、用典或传统诗学角度提出批评，并不奇怪；但把一首词简单判定为“没有一句通”，则需要可靠原始记录才能成立。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科学机构建设、学术组织和教育文化方面确有贡献，也继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出席酒会时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毛泽东听到相关评价后是否当面回应，现有公开材料并不充分。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毛泽东没有因此动怒，只表示应当理解胡适的处境。这样的态度，即使不能逐字作为史实引用，却符合两人长期交往中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早年曾有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后来又在国家道路问题上分道扬镳。
胡适的学术贡献不能替代他的政治选择，毛泽东的革命成就也不能被一句“考不上北大”概括。把这段往事只写成名人互相讥评，反而遮蔽了真正值得辨析的地方：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相同的国家危局，为何会走向截然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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