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军高定级，不少将领为了级别闹得不愉快，有位十兵团副司令拿到通知书后，直接给总政写了封信，就问了一句话。这事直接惊动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亲自找上门给他解释。你猜这位老将军听完是什么反应？
这位老将军就是刘永生，1904年生于福建上杭的山沟沟里，从小苦得让人揪心。五岁没了爹，七岁就上街乞讨，十岁给富农当小长工，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十五岁就靠当挑夫卖苦力吃饭。要不是革命来了，他这辈子估计都走不出严坑村。
1927年张鼎丞到闽西发展农会，这个肯拼肯干的穷苦青年一眼就被看上，第二年就入了党，拿起枪干起了革命。永定暴动的时候，他是攻城先锋队第一批冲进城的，从那之后，就在闽西的山地里扎了根，一打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的苦，现在想想都难。没有正规补给，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外援，敌人围剿的时候，就带着几十上百人钻山头睡山洞，饿了吃野果，渴了喝山泉，无数次被包围又无数次突围，身边牺牲的战友名字都数不过来。
他带的部队最少的时候只剩几十人，最多也就两万来人，就凭着对地形的熟和对游击战的透，一次次化险为夷，硬生生在闽粤赣边撑出了一块根据地。
当年陈潭秋、张鼎丞这些领导人被国民党军包围，本来负责掩护的部队乱了阵脚，营长带着枪跑了，机枪连的战士也往山上逃，眼看着领导人就要出事。刘永生当时直接飞步追上溃兵，张开胳膊堵在山腰，手里拿着驳壳枪吼，谁再退我枪毙谁，今天我来指挥你们。
说完一把夺过重机枪，架起来就对着敌人扫，一下子就把敌人的冲势压下去了。机枪连的战士反应过来，赶紧把剩下两挺机枪也架起来，直接扭转了战局。
战后张鼎丞跟全体战士说，今天要是没刘永生挺身而出，我们这帮人都得当俘虏。后来陈毅开华东军区党代会，专门把他叫上台，对着全场喊，这就是闽粤赣边的游击大王刘永生！台下掌声响了半天都没停。
解放之后，刘永生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副司令员，按当时的评级规则，这个职务怎么也该评副兵团级。可定级通知书拿到手，他盯了半天，纸上写的是副军级，整整低了一档。
换旁人遇到这事，说不定早就拍桌子找上门了，刘永生没闹没吵，就写了一封信直接寄给总政，信里就一句话，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那时候定级，不少人情绪大得很，有人看到名单脸色铁青，有人当场拍桌子，还有人托关系走门路，甚至直接闯总政大院理论。刘永生这封只问对错的信，已经算是相当克制了，他就是想弄清楚情况，不是来抢待遇要官作的。
没多久罗荣桓就亲自跑到南京，找到了正在进修学习的刘永生，当面给他解释，定级不光看职务，还要综合算兵力规模、战功，还有担任职务的时间。你长期在边区打游击，带的兵力相对有限，当副司令员的时间也短，综合评估下来才定的副军级，不是弄错了。
刘永生听完，没争没闹，也没说自己委屈，反倒说了一段让人记到现在的话，我原来就是山里的放牛娃，能参加革命就已经很光荣了，活这么大从来没想过要当多大官，不管定什么级，我都能接受。
罗荣桓走后，这事就这么翻篇了，他该干嘛干嘛。后来1955年授衔，刘永生被授予少将军衔，不少和他同级的老部下都授了中将，明白人都清楚，要是当年定了副兵团级，他授衔最少也是中将起步。可刘永生自己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半字都没提过。
还有一次，调动工作的时候，档案出了错，连着好几个月都少发了工资，刘永生自己发现了，半个字都没说。还是后来机关统计的时候自己查出来，专门上门道歉补发工资，刘永生摆着手，还笑着唱了句客家山歌，说级别高低工资多少都无所谓，革命就是要多奉献，不为名和利。
不管是在军队还是后来转去地方工作，刘永生心里一直记挂着闽西老区的老百姓。刚定级完那年他回闽西视察，进了一户农家，看见老百姓天太冷没地方取暖，居然跟猪睡在一间屋里，他当场就掉了眼泪。
回去之后马上写报告，推动省里拨了建房款，帮老区群众盖房子。之后那几年，他年年都往闽西跑，帮群众解决农具、种子、耕牛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群众说山里野猪多糟蹋庄稼，他当场就答应回去协调，没多久就拨了一批枪弹给群众驱兽。
刘永生自己一辈子克勤克俭，省下来的钱都悄悄拿去接济困难的老战友和老区群众，还不让别人往外说。他从讨饭的苦孩子走到开国少将，一辈子从来没为自己争过什么。
当年那封信，只是出于程序的疑问，根本不是想要多高的待遇。他心里装着革命，装着老百姓，从来就没装过自己的得失。1984年1月，刘永生在福州病逝，享年八十岁。
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纪念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刘永生
江西新闻网 开国少将刘永生，福建省上杭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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