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史乐民著，刘云军译，光启书局，2026年6月出版，451页，109.00元
在研究宋代四川的这些年里，我常常为这片土地在宋代的双重身份感到着迷。一方面，它是那个时代最具文化个性的区域之一，从蜀地士人在地域偏见下的出处进退，再到地方社会自成脉络的文化心态，以及四川与朝廷之间和而不同的微妙张力，这些都是我在《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里反复讨论的主题。但另一方面，四川在宋代还有另一个更沉重，也更容易被地方文化史叙事遮蔽的身份，那就是它是这个王朝最重要的战略后方与财赋基地。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四川的茶利、绢帛、粮食就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北前线，支撑着宋朝对西夏、对吐蕃的战争。南渡之后，四川更是独当一面，支撑了秦岭防线半壁的军费，成为南宋王朝能够偏安百年的重要支柱。
以往我们讨论宋代四川，总忍不住被它的文采风流所吸引，谈三苏的文章，谈蜀地的山川风物与士人的精神气质，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这一切文化繁荣的背后，是四川作为“天府之国”所承担的沉重的财政义务，是王朝权力对这片土地持续不断的经济汲取。这些被源源不断输往朝廷的财富，是如何从四川的茶山里、从茶农的手中被征收上来的？王朝权力又是如何一步步深入到四川的基层社会，将这个曾经在北宋前期还让朝廷感到“易动难安”的麻烦制造者，改造成为大宋王朝最可靠的钱袋子的？
茶马司遗址，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长春村。茶马司始建于宋熙宁七年（1074年），现存建筑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重修。
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的《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这本初版于1991年、时隔三十多年才推出中文版的经典著作，既不是一本普通的茶马贸易制度史，也不是一本关于宋代茶法马政的专门史，而是以熙宁年间设立的四川茶马司为窗口，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王朝权力如何进入地方、如何动员社会、如何在追求富国强兵的过程中最终耗尽地方活力的历史画卷。
茶马司与官僚企业家
如果把宋代四川放在一条茶马之路上重新观察，最先映入眼帘的并不是一场关于茶叶的商业竞争，而是一场王朝权力如何把山地、市场、地方社会和边疆战争连接起来的制度创新。茶从川西山地出发，经由成都平原、嘉陵江和汉水，最后抵达陕西及更远的军政前线；马则从青海、甘肃和河湟草原南来，成为宋军对抗西夏、女真和蒙古的重要资源。茶与马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却被宋朝的财政和军事需求强行捆绑在了一起。作为宋史与藏学、边疆民族史交叉领域的重要议题，宋代茶马贸易的研究起步甚早，积累也相当丰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基本是在以下两个框架下展开的。
一是经济史框架下的制度考辨，自贾大泉发表《宋代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宋代西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年1期）这两篇拓荒之作以来，学者们多沿着制度史的路径，细致梳理宋代茶法的沿革、马政的变迁、茶马司的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等专著，以及方文逑、喻学忠《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制度的建构》（《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伍磊《北宋熙河、秦凤地区茶马贸易及马匹比价方式演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2期），都将茶马贸易作为宋代经济史中的一个专题研究，考辨其制度细节，厘清其演变脉络，这类研究扎实细密，但也多聚焦于制度本身的沿革梳理，对制度运行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以及其对地方社会产生的深层影响，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二是民族关系史的叙事，这一路径的研究多将茶马贸易描述为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和平友好”的经济交流，贾大泉《汉藏茶马贸易》（《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汤开建《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邓前程《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思想战线》2005年第31卷第3期）等论文，都重点讨论了茶马贸易在密切汉藏联系、维护边疆稳定中的作用，强调宋代“以茶驭番”的政治智慧，却常常忽略贸易背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官营垄断贸易对四川本地社会造成的深层影响。
这些研究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宋代茶马贸易的知识基础。不过这些既有的讨论多将茶马贸易作为一个相对专门的历史现象加以考察，尚未充分将其与宋代的国家转型、王安石变法的整体逻辑，以及四川地方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贯通起来进行考察。本书敢于跳出了这种专门史的局限，以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财政社会学”为理论资源，继承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P. Hymes）等学者的宋代士绅研究传统，提出了“官僚企业家精神”（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这个颇有些时代错位感的关键概念。
《耗尽天府》一书作者史乐民
“官僚企业家”这个说法当然带有过于强烈的现代色彩，但也揭示了一段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即宋代官府并非总是消极地等待民间经济产生财富，然后从中征税。在某些条件下，官府也会主动进入生产、运输、信贷和销售环节，试图以王朝国家的组织能力制造新的收入。王安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正是建立在这种主动经营的想象之上的。显然，王安石变法期间设立的茶马司最初并不满足于收取固定的税额，而是要去主动重组川茶市场，以便获得现金盈余和军马。提举官的任期远长于一般官员，能够自选属吏，调动县官，并以升迁、钱物和考核推动各级官员参与买茶、运茶和售茶，一个不断寻找市场、降低风险、扩张业务的具有“创业”特征的官僚组织。
按照史乐民的描述，熙宁年间设立的茶马司，根本不是传统认知中保守、低效的普通官僚机构，而是王安石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特意绕开旧有官僚体系设立的一个“国家企业”。为了让这个企业高效运转，朝廷给了茶马司官员极大的自主权。提举茶马的官员任期远超一般地方官三年一任的常规，最长的甚至在任十几年，他们可以自行辟署属官，有权干预地方州县行政，甚至可以用类似现代企业的激励方式，根据官员完成课额的情况进行奖惩。这个分析框架跳出了传统“王安石变法是进步还是反动”的二元争论，让我们看到新法不是朝廷颁布的一纸空文，而是一个可以实实在在改变宋代四川社会结构的国家权力。
事实上，晚唐至宋代的人口变化、市场扩张、社会精英成长和国家形态转变，一直是中外宋史研究持续讨论的重要问题。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国的历史之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从长时段经济结构和技术条件出发，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郝若贝的经典论文《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型》（“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则进一步揭示了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型之间的联动关系。韩明士的《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和贾志扬（John W. Chaffee）的《棘闱：宋代科举与社会》（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对地方精英和国家关系的分析等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说明宋代经济活力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中国的历史之路》，伊懋可著，王湘云、李伯重、张天虹、陈怡行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
《棘闱：宋代科举与社会》，贾志扬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
以往我们谈论宋代的政治制度，总喜欢用“强干弱枝”“分化事权”这样的概括，似乎宋代中央集权就是收权、分权、制衡，但史乐民告诉我们，王安石变法的逻辑恰恰相反。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央会绕开旧有的、互相牵制的官僚体系，给新设机构的官员极大自主权。茶马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地方监司，不仅垄断了整个四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还掌握着买马的财政大权，在地方行政体系中自成一格，拥有相当大的自主运作空间。这种放权不是中央集权的反面，恰恰是宋代王朝权力扩张的一种方式，宋初那种分化事权的制度设计虽然能防止地方叛乱，但效率极低，根本无法应对北宋中期以来越来越严重的边疆危机和财政压力。王安石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打破旧的官僚体系，任用能员干吏，给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去完成朝廷的目标。在茶马司设立初期，这种模式确实显示出惊人的效率，这个熙宁七年（1074）才设立的机构，短短几年就垄断了整个四川的茶叶贸易，每年为西北前线提供上万匹战马，同时带来巨额茶利收入，成为支撑神宗年间西北战事最重要的财政支柱。
读到这里时，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在《不与天下州府同》里讨论过的宋初张咏治蜀的故事。宋初平蜀后，因为蜀地接连发生的变乱，朝廷给了张咏“便宜从事”的特殊权力，可以先斩后奏，但那种放权是乱世用重典的非常手段，而茶马司的放权则完全不同，它是常态化的、制度化的，是王朝国家为了实现战争目标主动进行的制度创新。这两种“不与天下州府同”的特殊治理，背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宋初的国家是追求稳定的守成国家，而王安石变法后的国家，是积极进取的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的变化，是我们以往研究宋代四川治理时没有充分注意到的。当然，史乐民也指出了这种模式内在的问题，即当官员像企业家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国家财政时，他们的目标就会从“完成公共职能”异化为“完成业绩指标”，为了完成茶利和买马的定额，官员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茶农，最终让王朝权力的扩张越过边界，从“富国强兵”变成“与民争利”。
《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黄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
作为方法的四川
我在自己的研究里曾经花了很多篇幅讨论北宋前期蜀地的特殊地位，从王小波李顺起义再到王均兵变，蜀地在宋初几十年里一直是让朝廷最头疼的区域，“蜀人多变”成了当时士大夫的共识，朝廷不仅派去四川的官员都是外地人，甚至一度禁止蜀人在本地做官。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到北宋中期以后，蜀地突然就“安静”了下来，不仅不再发生大规模叛乱，反而成了朝廷最可靠的财赋来源地，蜀人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以往我们给出的解释多是文化上的。比如朝廷在四川大兴学校，推广儒学，通过科举把蜀地士人吸纳进官僚体系，地方官的教化移风易俗，改变了蜀地“难治”的风气。这些解释当然有道理，但史乐民从茶马司的运作里，揭示出了一个更实在，也更根本的答案，那就是利益绑定。茶马司设立后，需要大量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手，于是从设立之初就大量任用四川本地士人担任属官、干当公事，让他们负责茶叶收购、运输、贸易各个环节的具体事务。这些蜀地士人原本可能只是地方精英，难以通过科举进入中央，现在却可以通过在茶马司任职获得收入、地位甚至升迁机会。当地方精英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和茶马司的财政目标、国家利益紧紧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从国家的对立面，变成了国家在地方的代理人。从北宋后期到南宋中后期，四川地方上的很多大家族都和茶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从国家的茶叶垄断里分得了一杯羹，自然会主动帮助国家去收税、管理茶户、打击私茶。
我们以往谈论宋代国家对地方的整合，总喜欢谈文化、谈教育、谈科举，觉得只要读书人读了儒家经典，就自然会认同王朝国家。但史乐民告诉我们，文化认同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绑定。王朝国家要真正整合一个地方，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武力镇压，也不是纯靠道德教化，而是要给地方精英开放进入体制的渠道，让他们从王朝国家的事业中获得好处。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北宋中期以后蜀地不再有大规模叛乱，不是蜀人突然变“乖”了，而是蜀地的精英阶层已经被国家吸纳进了体系之内，成了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再反对这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关注的茶马司的故事与我在《不与天下州府同》关心的那些故事并不矛盾。宋代四川的“特殊”，并不是企图置身于王朝国家之外，而是王朝国家以特殊的制度安排把四川纳入到更大政治体系的结果。比如成都知府的“便宜从事”是一种特殊权力，茶马司的自主经营同样是一种特殊权力，二者都表明，宋朝在面对四川这样的边远而重要的区域时，往往不是简单地复制内地制度，而是先赋予地方机构更大的裁量空间，再将地方社会逐步纳入到国家秩序之中。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
当然，这本书最重要、也最有冲击力的观点，还是作为书名的“耗尽天府”这四个字。书名原文“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其中“Heaven's Storehouse” 即“天府”，对应“天府之国”四川，“Taxing”一语双关，既有“征税、征敛”的字面意义，也暗含“负担过重、耗尽民力”的引申意义，中译本将其提炼为“耗尽天府”，精准概括了全书的基本论点，可谓神来之笔。
史乐民用大量材料向我们展示了茶马司这个曾经高效的国家企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耗尽了天府之国的元气。在设立初期，虽然也有盘剥，但因为四川茶业还有足够潜力，茶户还有承受空间，这种盘剥还能维持。但从北宋后期开始，随着对西夏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财政压力越来越重，朝廷给茶马司定的茶息课额也越来越高，从熙宁年间的每年几十万贯，到徽宗时期已经涨到每年两百多万贯，这些增加的课额最终全部转嫁到了茶农身上。为了完成定额，茶马司官员压低收购价格，强迫茶户把全部茶叶卖给官府，不断提高销售价格，层层加码让地方州县协助催缴，完不成任务的官员就会被处罚。
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盘剥下，作为一种产业的四川茶业很快走向衰败。很多茶户被逼得家破人亡，纷纷逃亡，留下来的茶户也不愿好好种茶，茶叶质量越来越差，私茶开始泛滥，因为私茶价格更低、质量更好，商人和部落都愿意买私茶，官茶反而卖不出去。到北宋末年，茶马司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为了完成课额就必须更残酷地盘剥茶户，越盘剥茶户就越逃亡，茶叶产量就越低，私茶就越泛滥，就越完不成课额，于是只能变本加厉地盘剥。南渡之后，朝廷失去了西北的马场，茶马司买不到足够的战马，战略意义大大下降，但它对四川茶业的盘剥却没有停止。因为此时的茶马司已经从进取型的国家企业，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保守机构，官员和地方精英都需要这个机构维持自己的利益，所以哪怕它已经不能为宋朝提供足够的战马，依然会继续存在，继续消耗四川的经济活力。史乐民敏锐地指出，南宋四川经济的衰败、宋蒙战争中四川的崩溃，其实早在北宋后期茶马司开始无限制盘剥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那个曾经支撑了南宋半壁江山的四川，其实早就被朝廷自己的财政汲取掏空了身子。
当然，史乐民没有把眼光局限在四川一地，他把茶马司的兴衰，放到了整个宋朝兴亡的大背景下，指出茶马司的命运其实是整个宋朝“战时财政”逻辑的缩影。宋朝从建立开始就始终面临北方民族的军事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必须有巨额财政收入支撑，这就迫使国家不断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不断从社会中汲取更多财富。但这种汲取是有极限的，当汲取超过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时，就会摧毁经济基础，最终导致财政崩溃和社会动乱。整个宋代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茶马司的历史，就是这个恶性循环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缺马而造成军事上的劣势，所以只能维持庞大的军队，这就需要更多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财政收入，就只能加强对经济的垄断和对人民的盘剥。盘剥越重，社会矛盾就越尖锐，经济基础就越薄弱，军事上就越软弱，就越需要更多的钱。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作为一部三十多年前的著作，这本书自然也有很多可以继续推进的空间。史乐民的眼光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更多站在朝廷和官僚的角度看问题，对基层茶户的生存状态、普通商人的活动、地方社会对王朝国家盘剥的反抗着墨相对较少，对南宋中后期茶马司的变化，以及它和四川总领所、宣抚司等其他地方机构的复杂关系，讨论得也不够充分，尤其是对茶马贸易在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层面的作用，也基本没有涉及，但这些不足丝毫不能掩盖这本书的价值。我们很容易把“富国强兵”当成天然正确的目标，站在王朝国家的立场评价历史，但作为海外学者，史乐民没有这种预设的立场，能够更冷静地看到王朝权力扩张的代价，看到“变法”“开边”这些宏大词汇背后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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