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周纯全找到财政部长李先念，为总后勤机关建设办公和生活用房筹款。两位并肩多年的老战友，这次却因为一笔经费争得面红耳赤。
当时百废待兴，财政压力很大。总后勤机关获准在万寿路一带建设大院，办公、住宿、学校、食堂等设施都需要经费，而且原则上由军队自行解决。周纯全承担了筹款任务，只好去找熟悉的老同志李先念。
李先念没有松口，反而直截了当地说：“没钱。”周纯全显然不太相信，急着追问。李先念被繁重事务压得心烦，回了一句：“就算有钱，也不给你。”
周纯全的脾气也上来了，脱口说道：“你要是不给，我就去抢。”李先念当即拍了桌子：“你敢来抢，我就叫人枪毙你！”话说得重，气氛却没有因此变成私人恩怨。两人争的不是私利，而是国家建设时期每一笔钱该怎样使用。
这场争执之所以流传下来，并不只是因为几句硬话，更因为它折射出周纯全一贯的性格：遇到任务，先想办法完成；经费、物资、运输，样样都不能耽误。这样的作风，早在战争年代便已形成。
周纯全1905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父亲早逝后，家庭十分贫困，他十四岁便到武汉谋生，做过茶馆杂工，也进过纺织厂。生活逼着他过早接触社会，也让他看见底层工人的艰难。
在董必武等人的影响下，周纯全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工人运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组织需要把汉阳兵工厂取得的枪支弹药运出武汉，他想出的办法颇为大胆：用棺材装运武器，再安排人扮作送葬队伍，借此避开盘查。
这件事看似机巧，背后却是严密的组织能力。那时武器极其紧缺，一批枪支往往关系到一支队伍能否生存。周纯全敢于承担风险，也善于利用环境，这种实干劲头后来一直延续到后勤工作中。
革命道路并非只有正确和顺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纯全曾任保卫部门负责人，在复杂局势下执行过错误做法，给一些干部造成伤害。他后来向徐向前承认，曾因搜集材料而抓捕程训宣，但对方并没有罪。这样的检讨，说明他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
长征途中，周纯全右眼负伤，因缺少治疗条件，最终失明。眼睛看不见了，他仍然继续承担指挥任务。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曾筹集盐、饼子和衣物，分送给长途跋涉而来的中央红军，炊事人员也奉命为他们做饭。那几顿热饭，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格外重要。
后来，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分裂，周纯全主动辞去职务，接受批评和检查。到延安后，他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没有急着回到前线，而是留下培养干部。1940年，他担任抗大一分校校长，工作重心从带兵作战转向教育和组织建设。
1941年11月，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一分校以及八路军一一五师部分机关、后勤人员陷入包围。周纯全判断西面尚未被敌军完全封锁，便让其他人员向那里突围，同时命令第五大队留下掩护。
第五大队学员缺乏实战经验，装备也处于劣势。周纯全亲自指挥阻击，硬是在包围圈中撕开缺口，使大批机关人员和师生得以撤出。突围付出了牺牲，但没有让更多非战斗人员落入敌手。这一仗，体现的正是他临危不乱、敢于担责的特点。
抗美援朝开始后，周纯全负责了解前线后勤情况。1950年冬，他到朝鲜考察运输和补给，彭德怀见到他后，直接提出让他留下管理志愿军后勤。周纯全原本只是奉命了解情况，面对临时调动，只回答说：“交代完工作就来。”
随后，他扩大后勤指挥机构，增设分部，组建运输力量，并安排道路抢修和装备维修。志愿军作战区域广、运输线长，敌军又不断轰炸，物资能否送到前线，直接关系部队能否持续作战。周纯全没有等一切条件齐备，而是边干边建制度。
1951年2月，中央军委才对他的职务作出正式任命。1953年结束朝鲜任务后，他回国担任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为了总后勤机关建设经费与李先念发生冲突。
那句“敢抢就枪毙你”，听来火药味十足，却没有割断两人的交情。周纯全仍要为军队建设争取条件，李先念仍要守住国家财政底线。一个负责把事情办成，一个负责让国家的钱花得有章法，这场争吵，最终留在了老战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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