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电影院里，陈赓刚坐下没多久，就发现旁边的人一直盯着他看。
那个人叫陈连生，曾经是陈赓的熟人，后来叛变投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陈连生吹了一声口哨，几个英国巡捕从暗处冲出来，把陈赓按在了座位上。陈赓的右腿在鄂豫皖苏区作战时负过重伤，刚在上海治好不久，走路还不太利索，根本没有脱身的可能。
他被押进了巡捕房，随后被引渡给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陈赓不接话。黄埔一期的将军们联名写信替陈赓求情，宋庆龄也出面说话，蒋介石一时骑虎难下。最后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陈赓从南京秘密转移到南昌，软禁起来，慢慢磨。负责执行这趟押运任务的，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
火车从南京出发，目的地南昌。陈赓坐在普通车厢里，身边有宪兵看着。火车在某个站台停靠时，陈赓透过车窗看到不远处临时挂上了一节花车，几个国民党军官簇拥着一个人正往车上走。那个人是钱大钧。
陈赓和钱大钧的关系，要从黄埔军校说起。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钱大钧是建校筹备人员之一，担任兵器学教官，后来升任校本部参谋处处长，代理过教育长。陈赓是黄埔一期生，在军校里就是出了名的活跃人物。两个人是师生，在黄埔岛上打过照面，说过话，彼此都认得。
但两个人的关系里还有另一层东西。1925年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在华阳前线被敌军追得走投无路，一度要“杀身成仁”。陈赓劝住了他，然后背着蒋介石跑了好几里地，把他送上了船，自己再回头组织部队掩护。这件事在黄埔军人里传得很广，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钱大钧在站台上就看见了陈赓。他的眼力很好，陈赓虽然压低了帽檐，换了一身衣服，但钱大钧还是一眼认了出来。火车开动之后，钱大钧的副官出现在陈赓面前，说：“陈先生，长官有请。”
陈赓被带到了花车上。钱大钧见了他，没有让人上铐，也没有当场宣布逮捕。他让陈赓坐下，两个人聊了几句。陈赓说自己没什么事可做，到处找活路。钱大钧听了，没有追问，也没有戳穿。
聊完之后，陈赓起身告辞，钱大钧让他走了。
陈赓回到自己的车厢，换了一个位置。火车到了下一站，他又下车，重新上来，换了一节车厢。但没过多久，钱大钧的副官又来了。副官说：“先生没下车啊，长官又请你。”陈赓只好再去一趟。
这一次两个人聊了一些黄埔时期的旧事。陈赓讲了当年东征时候的事情，钱大钧听着，没有翻脸。火车继续往前开，过了徐州之后，钱大钧让陈赓走了。临走的时候，钱大钧让人拿了三百块大洋，塞给陈赓做路费。
副官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实在忍不住了。他问钱大钧：“军长，这可是陈赓啊，抓了他咱们就立大功了，怎么还放他走，还给他钱？”
钱大钧看了副官一眼，说了一句话：“我在黄埔教过他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若抓捕他，不是自找个烫手山芋，还不被黄埔师生骂死啊！”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吗？”
钱大钧说的“烫手山芋”，不是一句场面话。1933年这个时间点，陈赓在国民党内部的身份很特殊。
陈赓是黄埔一期生，是“黄埔三杰”之一，是救过蒋介石命的人。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之后，黄埔一期的将领们联名向蒋介石求情，宋庆龄也出面了。蒋介石没有杀陈赓，不是不想杀，是杀不了。
一个救过自己命的学生，黄埔系里人人皆知这件事，蒋介石如果把他杀了，黄埔系的人心怎么收？
蒋介石最后的选择是“软禁”，这说明他自己也在犹豫。钱大钧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他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如果他擅自把陈赓抓了，甚至伤了陈赓，蒋介石会怎么处置他？黄埔系的人会怎么看他？钱大钧的账算得很清楚：抓陈赓，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放陈赓，蒋介石未必会追究，因为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想好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人。
钱大钧还有一个考虑。火车过了徐州，就出了他的防区。在火车上抓人，如果陈赓反抗，闹出动静，钱大钧作为押运负责人，是要担责任的。陈赓的身手在黄埔时期就是出了名的，真动起手来，车厢里空间狭小，子弹不长眼，钱大钧没有必要在火车上替蒋介石冒这个险。
陈赓在徐州之后下了火车，辗转回到了中央苏区。他后来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指挥第四兵团，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钱大钧继续在国民党里做事。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事变当晚在临潼被流弹击伤。后来他当过上海市市长、淞沪警备总司令，1949年去了台湾，1982年在台北去世。
两个人后来没有再见过面。钱大钧在火车上说的那句话，“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吗”，后来被在场的人传了出来。这句话里有师生情义，有对蒋介石态度的揣摩，也有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自己处境的清醒判断。钱大钧不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他是一个算得清楚账的人。在那节花车上，他算出的结果是：放陈赓，比抓陈赓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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