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广州，蒋介石面对摊在桌上的地图，真正反复权衡的，已经不是如何夺回南京，而是国民党政权还能退到哪里。长江防线尚未完全崩溃，西南、海南、台湾几个方向，却都被列入了幕僚们的紧急讨论。
“守西南，尚有重庆旧例可循。”有人这样判断。蒋介石自己也更熟悉川渝地形，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曾以重庆为中心坚持多年。可问题在于，西南仍与大陆相连，山川能够迟滞进攻，却很难隔绝一支已经取得战略优势的军队。
真正把台湾方案讲透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张其昀。
张其昀190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也是国民党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关于他与蒋介石具体谈话的细节，后世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主张把台湾作为退守基地，确实符合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战略判断。
张其昀的理由并不神秘。川渝地形复杂，却缺少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隔绝线；海南与大陆之间只有琼州海峡，距离近，岛上能够长期支撑政权的条件也有限。台湾则不同，台湾海峡构成天然屏障，渡海作战对当时缺乏大型运输和两栖作战能力的解放军而言，困难远超渡过长江。
更重要的是，台湾拥有相对完整的交通、港口和农业体系。日本统治时期修建的铁路、港口以及部分工业设施，为战后接收留下了基础。台湾粮食产量较高，气候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些条件都能为一个退守海岛的政权提供持续支撑。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台湾位于西太平洋航线附近，在美国远东战略中具有特殊位置。张其昀判断，即使美国当时未必立即出手，也不会轻易放弃这块具有军事价值的岛屿。这个判断后来得到部分验证，但不能简单说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已经获得了美国的明确承诺。
蒋介石起初并未公开宣布决断。毕竟，退离大陆意味着承认失败，而国民党高层仍有人幻想凭借西南据守，等待局势变化。三大战役结束后，这种设想迅速失去现实基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重创国民党军主力，长江防线也未能阻止解放军继续南进。
有意思的是，台湾并不是蒋介石到了之后才开始经营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被列为中国战区受降区域。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并兼任台湾省警备司令，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负责接收岛内政务和日军资产。
1945年10月25日，台北举行受降仪式。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代表日方签署受降文件，陈仪代表中国方面接受投降。台湾及澎湖由此重新纳入中国行政管辖。对台湾民众而言，这一天意味着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结束。
但接收并不等于治理顺利。陈仪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许多重要职位由外省籍人员担任，物资短缺、币制混乱、失业和贪腐问题逐渐累积。台湾社会原本就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语言、制度和生活习惯与大陆存在差异，行政摩擦自然更加尖锐。
1947年2月27日，台北发生查缉私烟冲突，执法人员开枪造成伤亡，次日引发大规模抗议，随后蔓延到岛内多地。这场事件后来被称为“二二八事件”。陈仪向南京请求援军，局势在军事介入后被强行平息。
事件之后，陈仪被撤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行政长官制度也随之取消。魏道明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的治理形式由特殊行政体制转向普通省级政府。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机构调整，背后却反映出国民党当局对台湾治理方式的重新安排。
1948年末，随着大陆战场急转直下，蒋介石开始把台湾视为后方核心。陈诚原本在台湾养病，后来奉命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初，陈诚到任后着手整顿军政事务。到了同年春夏，国民党已经开始转移黄金、军队、机关档案和技术人员，台湾不再只是一个备用据点，而成为政权保存的主要基地。
蒋介石最终选择台湾，并非只因为某一次谈话，也不是单凭张其昀一人的意见。张其昀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地理和战略分析，陈诚等人则负责把台湾逐步改造成能够承接军政体系的岛屿。历史决策往往如此，主意可以由一个人提出，真正落地却要依靠一整套机构和资源。
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基本结束，蒋介石及其军政系统陆续退往台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海峡两岸的军事格局随之发生变化。至此，台湾从战后接收地区，变成国民党政权继续维持统治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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