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年，河南荥阳一带，隋将张须陀率军追击瓦岗军。战阵混乱之际，他本已冲出包围，却又调转马头，几次冲入乱军救援部下。最终，这位名将战死沙场，麾下士卒连哭数日不止。秦琼、罗士信也在这支军队中，后来的人生道路，正是从这场败战后分出了岔路。
瓦岗英雄的故事，常被后世小说写成“贾家楼结义”。但正史中的瓦岗，并不是一张摆满酒碗的义气宴席。翟让、李密、徐世勣、单雄信等人身份不同，彼此之间既有合作，也有防备；秦琼、程咬金的交情，更是在共同作战中逐渐形成。
若论真正经得住生死考验的关系，瓦岗军中至少有三组值得单独说说。它们没有同一种结局，背后折射的也不只是个人性格，还有乱世中的立场、恩义与选择。
李密与王伯当，是最接近“同生共死”的一对。
李密夺取瓦岗主导权后，曾设计杀死翟让，局面一度极其凶险。单雄信、徐世勣也险些遇害，王伯当出面周旋，才使二人保住性命和兵权。这个细节很重要：王伯当并非只会跟随李密，他也曾在关键时刻替瓦岗内部留下一线余地。
李密败亡后归唐，王伯当也随之入关。按照唐朝官制，王伯当获授左武卫将军，已是从三品武官，前途并不算差。可当李密再次起兵时，他仍然放下官职跟随而去。
据《旧唐书》记载，王伯当曾劝李密不要再走险路。李密不听，他便说：“公若一定要去，我只能相随，死生都在一起。”这不是酒席上的豪言，而是已经看见危险之后作出的决定。
619年，李密与王伯当在陆浑一带兵败身死。徐世勣后来请求收葬二人，使这对主从兼知己者得以同处一地。李密的政治选择颇多争议，王伯当的取舍却十分清楚：他把个人前程押在了李密身上。
单雄信与徐世勣，则是另一种关系。
二人都是翟让早期的重要部将，也都曾在翟让遇害后陷入险境。瓦岗势力分裂后，单雄信投向王世充，徐世勣则归附李唐。一个留在洛阳，一个进入关中，昔日并肩作战的伙伴，从此站到了不同阵营。
有意思的是，立场分开，并没有立刻冲淡旧情。洛阳交战时，单雄信曾策马逼近李世民，徐世勣见状高声喝止：“这是秦王。”单雄信随即退去，李世民因此脱险。战场上的一瞬迟疑，留下了这段交情最有分量的注脚。
然而，徐世勣没有能力改变单雄信的结局。621年，王世充败亡，单雄信在洛阳被处死。徐世勣曾请求以自己的官爵和功劳替他赎罪，却未能成功。两人并非死在同一场战斗中，却在政治分裂后走向了生离死别。单雄信守住了旧情，徐世勣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只是乱世并不总给义气留下余地。
秦琼与程咬金的关系，反倒没有那么浓烈的悲剧色彩。
秦琼早年在张须陀麾下作战，后来随裴仁基归入瓦岗。程咬金则曾在乡里聚众自保，隋末盗乱四起，他最初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反王”，而是地方武装中的首领。两人相识后共同作战，关系建立在战场配合和现实判断之上。
归附王世充后，程咬金逐渐看出其气量狭窄，曾劝秦琼说：“王世充器量有限，不是能够平定乱世的人。”这番话促成二人一同归唐。与王伯当不同，他们没有把命运系在某个主君身上；与单雄信、徐世勣不同，他们也没有因阵营分裂而反目到底。
归唐之后，秦琼和程咬金都凭战功获得爵位。秦琼于638年去世，程咬金则在665年去世，二人先后陪葬昭陵。秦琼谥号“壮”，程咬金谥号“襄”，后改谥“忠壮”，仕途与身后安排都算得上安稳。
若把“善始善终”理解为既保全性命，也守住交情，秦琼与程咬金最符合这个说法。若只论关键时刻不改其心，王伯当最坚决；若论在阵营对立中仍愿意替旧友求生，徐世勣也不能被轻易否定。至于单雄信，他没有等到善终，却在洛阳城下为旧友收住了枪锋。三组关系，三种结局，瓦岗的义气从来不是一句结拜誓言能够说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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