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广东海丰县一处查扣物资仓库里，手表、收录机、彩电等物品堆放在角落。按规定，这些东西应当登记、封存，等待统一处理。可调查人员很快发现，仓库账目对不上，部分物品竟被人直接取走，而取用者不是普通工作人员，正是县里的领导干部。
这起案件牵出的，是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王仲。案发时，他还兼任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几个职务叠加在一起，使他既能接触地方事务，也能影响治安、审批和查扣物资的处理。
当时的海丰，地处广东沿海，毗邻港澳，人员往来和货物流动比内地许多地方更频繁。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市场活力逐渐显现，但相关制度、监管手段和干部管理，都处在重新建立的过程中。机会多了，诱惑也随之增多。
王仲最初并不是以大额索贿的方式出现。1979年秋，一名广播员为了办理前往香港的审批手续，送来一台十七英寸黑白电视机。那时的电视机并不常见，许多家庭还没有这样的家用电器。礼物送到手里，往往也意味着一项人情落了地。
不久，一名教师为了一家五口能够一同前往香港，又送来彩电和收录机。据案件材料反映，王仲没有把这些行为看作纪律问题，反而逐渐形成了错误判断：只要事情办得隐蔽，只要送礼者有所求，就可以把权力当作交换条件。
变化往往从一次破例开始。
有干部曾提醒他：“这些物品不能随便拿，查扣品要按规定处理。”王仲并未收敛，反而认为自己在地方上有职务、有关系，别人不敢真正追究。正是这种侥幸心理，让收受礼物逐步发展成主动索取，个人私欲也开始和地方上的走私活动纠缠在一起。
海丰沿海，走私活动一度较为猖獗。查扣物资进入仓库后，王仲可以借助职务便利随意挑选，看到什么拿什么，想要什么便取什么。有些商人为了保住货物、打通关节，向他送上财物；个别人员则通过请托关系，换取放任和照顾。
问题的严重性，不只在于个人拿了多少东西。一个县的主要领导一旦参与其中，基层执法就会失去尺度。有人被查，有人却能通行；有人依法办事，有人则靠关系脱身。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的纪律意识被削弱，地方秩序也受到影响。
据相关案件记载，从1979年至1980年，王仲通过收受财物、侵占查扣物品等方式，涉案金额达到六点九万元。这个数字放在当时，分量极重。更值得注意的是，案件中的物品并非一次性所得，而是在权力失去约束后，经过多次索取、侵占和勾连累积起来的。
1980年3月，针对海丰当地走私和干部违纪问题的调查逐步深入。调查人员没有停留在查几件物品、追几笔账目上，而是顺着货物去向、审批手续和人员往来继续追查，最终将线索集中到王仲身上。随着证据不断汇集，他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的事实逐渐清晰。
这起案件很快引起中央有关方面重视。陈云当时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对经济领域和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十分关注。案件处理并非只针对个人贪占，也被视为整顿沿海地区秩序、维护改革起步阶段纪律环境的一项重要行动。
王仲后来被依法判处死刑，并于1983年1月17日执行。这个日期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过数年，改革开放仍在探索之中。案件之所以受到关注，正因为它发生在经济活力开始释放的阶段，也暴露出一个朴素而严峻的道理：政策打开的是发展空间，不是干部谋私的缺口。
一台黑白电视、一台彩电和一部收录机，看似只是几件物品，却成为权力蜕变的起点。等到仓库里的查扣品被随意拿走，等到商人和干部形成利益牵连，最初那次“收下礼物”的破例，已经变成了严重的职务犯罪。1983年1月17日，王仲案件以刑罚落幕。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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