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上海一所医院里，贺子珍反复提出出院。她久病之后，情绪和身体都很虚弱，身边人既担心她独自生活，也不愿让她长期困在病房。此时，受贺敏学委托照料她的曾菲，成了最清楚情况的人之一。
赖少其没有参与争论，也没有替贺子珍喊冤。他只是把自己了解的生活困难写进信里，寄给上海市委领导，希望组织能够在住处、照料和日常安排上给予适当帮助。信的本意并不复杂，却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中引出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赖少其是广东梅县人，早年以木刻和绘画闻名。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进步文艺工作，后来奔赴新四军军部。曾菲同样来自梅县，因思想进步被女子师范学校开除，随后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成为一名文艺战士。
两人的缘分，起于战火中的短暂相识。曾菲后来被派往苏北敌后，赖少其则留在军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赖少其被俘并关押于上饶集中营。面对囚禁和折磨，他仍以诗歌鼓舞难友，留下了《囚徒歌》等作品。
那段时间，曾菲一直没有赖少其的消息，以为这位老乡已经牺牲。直到后来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她才知道他不仅活着，还回到了苏中解放区。两人重新见面时，曾菲听他讲述被俘经历，既难过又愤怒，更多的是对这名“死里逃生”的战友感到敬重。
曾菲也不是寻常的文艺工作者。一次行军途中，她认出一名曾经出卖革命人员的汉奸，便用手榴弹将其控制，押送归案。这件事在苏中地区传开后，她被送往党校学习。赖少其得知此事，对她的认识也由熟悉变成了钦佩。
1942年夏，曾菲从苏中党校毕业，被分配到一师战地服务团。赖少其也调任该团团长。1943年1月，经钟期光主持，两人结为夫妻。婚姻并没有让他们离开革命工作，反而使这对夫妻在长期动荡中形成了彼此扶持的生活方式。
1949年，赖少其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副团长，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出席开国典礼。1952年初，他调往上海，任华东局文委委员，曾菲随同前往。上海的住所附近，住着贺敏学和陶勇等老战友，几家人来往密切。
贺子珍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进入他们的生活。她曾经历过战争、伤病和家庭变故，性格沉默，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赖少其、曾菲与她相识后，并没有把这种来往看成特殊关系，而是当作老同志之间的照应。
贺敏学离开上海前，曾郑重拜托曾菲：“她的身体和生活，就多费些心。”曾菲答应下来，平日里帮忙照料，陪她说话，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对曾菲而言，这是一份战友托付；对赖少其而言，则是亲眼看到的现实困难。
因此，赖少其给市委写信时，重点谈的是贺子珍的生活状况。遗憾的是，信件在传递和解释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政治含义。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信中有为贺子珍鸣不平之意，甚至可能牵涉对江青的影射。
此后，赖少其被要求作检查，而且不止一次。一个从牢狱中走出来、在文艺战线上工作多年的干部，竟因一封反映实际情况的信，连续面对审查和压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性情直率，有话通常当面讲，并不习惯拐弯抹角。
事情尚未平息，另一封匿名信又把曾菲推到了风口上。江青在杭州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内容涉及她的历史问题，并称有关材料已经送交中央组织部门。调查人员随后把注意力集中到笔迹、动机和作案条件上。
曾菲很快成为重点怀疑对象。她与匿名信的笔迹被认为相似，又曾公开表达对贺子珍处境的同情。更巧的是，案发期间她离开过上海，和陶勇的夫人朱岚一起外出。几项线索叠加后，怀疑便被不断加重。
调查人员要求曾菲写检讨、交代情况。她没有承认不存在的事情，只说明自己确实尊敬贺子珍，但从未写过匿名信。曾菲的态度很明确：“照料老同志，是受人所托，不是另有企图。”这番话并没有立即结束调查。
关键时刻，王一平、彭柏山等熟悉曾菲的干部出面说明情况。他们认为，曾菲有意见向来直说，不可能采取匿名方式；赖少其和曾菲对党一贯忠诚，也没有制造事端的动机。经过调查，匿名信最终被确认与曾菲无关。
这场风波给曾菲造成了很大压力，她随后病倒。赖少其也没有责怪妻子，更没有说她不该照料贺子珍。夫妻二人反而相互安慰，自嘲道：“有难同当，连检讨都赶到了一起。”这句玩笑背后，是他们对彼此品格的信任。
1959年春，赖少其、曾菲离开生活了七年的上海，前往安徽。赖少其担任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等职，曾菲则到合肥工业大学工作。此后多年，他们共同经历了工作调整、人生起伏以及艺术创作的重新展开。
1977年，赖少其恢复职务，重新拿起画笔和刻刀。1980年夏，他深入黄山创作，曾菲一路陪同。后来他赴福建、广东等地写生，曾菲也常在身边照料。1988年12月，赖少其为妻子创作《梅墨》，题诗“夫妻本是同林鸟，清浊都要到白头”。
2000年11月28日，赖少其逝世。墓碑上刻着夫妻二人的合影和姓名，背面留有他生前写下的诗句。那封信、那场调查，最终都留在了两人的漫长经历之中，成为上海岁月里最沉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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