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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把北大教授张丹丹推到了舆论风口。
更没想到的是,考研名师汤家凤直接开火,反问的意思很扎心:既然灵活就业这么有吸引力,那稳定工作为什么不舍得换?
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一个常年和年轻人、考研学生打交道,两个人隔空碰撞,真正刺痛大众的,其实不是一个“福利”二字,而是普通人最现实的一笔账:所谓自由,到底是主动选择,还是没得选?
教授说“灵活是福利”,汤家凤为什么直接开火?
张丹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长期研究劳动经济学、就业以及零工经济等问题。
这次引发争议的,是她谈灵活就业时的一种观点。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固定工作虽然保障更多,但劳动者需要接受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以及企业管理。
灵活就业则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因此“灵活性本身也具有价值”。
如果只放在学术讨论里,这个逻辑并不复杂。
说白了,就是稳定有稳定的好处,自由也有自由的价值。
但这套话一进入现实生活,味道马上就变了。
因为普通人听到“时间自由”,第一反应可能不是想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而是:今天不干活,今天还有没有钱?
汤家凤恰恰抓住了这一点。
他的反问很直接。
既然灵活就业的自主性这么值得肯定,那拥有稳定岗位的人,为什么很少主动辞掉稳定工作,去送外卖、跑网约车?
这句话之所以一下子得到很多共鸣,不是因为它有多高深,而是因为太接地气。
真正跑过外卖的人都知道,骑手确实没人规定必须早上八点打卡。
可午高峰、晚高峰不跑,收入就少一截。
网约车司机理论上也可以随时下班。
可每天的车租、油费、电费、房租并不会跟着“灵活”。
所谓“今天不想干就不干”,很多时候只是另一种说法。
今天不干,今天就少挣钱。
这和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设计师手里有客户、有存款,主动辞掉公司工作,在家接项目,这是选择。
一个中年人失去原来的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只能先注册平台跑车养家,同样叫灵活就业,可背后的滋味完全不同。
一个是“我愿意这么干”。
另一个是“我暂时只能这么干”。
也正因为如此,当不同处境的人全被装进“灵活就业”这个筐里,再简单讨论“自由是一种福利”,自然很容易刺痛普通人的神经。
汤家凤这次真正戳中的,就是这种现实落差。
可事情如果只看到这里,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为张丹丹并不是从没研究过普通劳动者。
恰恰相反,她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零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
这也让这场争议变得更有意思。
为什么一个研究灵活就业的教授,说出来的话却让很多灵活就业者觉得“不接地气”?
超过2亿灵活就业者,最大的差别不是自由,而是有没有选择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亿。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自媒体从业者、自由设计师、零工平台劳动者,都可能被归到里面。
可两亿多人,显然不可能过着同一种生活。
确实有人喜欢灵活就业。
有人不喜欢办公室考勤,不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有人靠设计、摄影、编程、直播、咨询赚钱,时间自由,收入甚至高于普通上班族。
对这部分人来说,“灵活性是一种福利”确实能够成立。
但争议最大的,恰恰是另一部分人。
他们不是主动从十份工作里挑了一份自由职业。
而是稳定岗位没有了,只能先找一种门槛相对较低、能够马上挣钱的工作。
白天送外卖,晚上跑代驾。
工厂哪里招临时工,就去哪里干。
哪个平台单价高一点,就往哪里跑。
表面看,没有老板坐在办公室盯着他们。
可收入本身就是最严格的考勤表。
少跑一个小时,就少一笔收入。
订单淡了,心里着急。
生病休息几天,更得自己承担损失。
所以普通人真正关心的,从来不只是“几点上下班”。
稳定工作之所以让很多人舍不得放弃,还包括收入的可预期、社保、职业发展,以及遇到疾病和意外时有没有一层缓冲。
这也是这些年有关部门不断补齐灵活就业保障短板的原因。
截至2025年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扩大到17个省份、11家企业,覆盖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到2325万人。
各地也在完善零工市场、劳动纠纷调解、社保服务等制度。
这些政策本身已经说明一个问题。
灵活就业可以成为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灵活”绝不意味着保障可以跟着打折。
否则很容易出现一种尴尬情况。
挣钱的时候,他被称为自由灵活的劳动者。
出了事故、订单减少、生病停工以后,却发现风险几乎都要自己承担。
所以汤家凤这次真正击中的,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学术结论。
而是“选择权”三个字。
如果一个人手里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最后主动选择灵活就业,那自由当然有价值。
可如果一个人没有别的岗位,只能先靠平台接单养活一家人,这种“灵活”显然不能只用福利两个字概括。
这也是为什么专家讲的是“时间自主性”,普通人脑子里想的却是房贷、孩子学费和养老保险。
双方看似讨论的是同一件事,实际上站的位置完全不同。
但张丹丹本人其实也意识到了保障问题的重要性。
她此前公开讨论过骑手养老保险补贴,也分析过平台经济下零工人员如何获得更稳定的社会保障。
到了2026年,她仍在公开讨论AI、零工经济以及就业变化。
所以这次风波真正暴露出来的,不只是观点冲突。
更是专业语言与普通人日常感受之间,存在一道很深的沟。
汤家凤赢得掌声,但真正的问题不能只靠一句“你怎么不去”
汤家凤这些年一直以表达直接出名。
不管是讲考研数学,还是评论热点,他很少拐弯抹角。
这次谈灵活就业,他同样没有绕概念,而是把问题压缩成一句普通人都听得懂的话。
你觉得这种工作方式这么好,那你自己愿不愿意换?
从传播角度看,这种反问天然有杀伤力。
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真正反感的不是专家分析问题。
而是一些看起来很完整的理论,到了自己身上却完全不是那回事。
收入不高的人,不太愿意听别人把低消费包装成“极简生活”。
一天开十几个小时车的人,也不会因为“时间自主”四个字,就突然感觉占了便宜。
人们并不排斥理论。
他们只是希望理论别把生活中的代价说轻了。
当然,汤家凤的反问也不能被无限放大。
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主动辞职做自由职业的人。
有人宁愿收入有波动,也不愿回到朝九晚五。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证明“灵活就业一定不好”。
而是必须区分“主动灵活”和“被动灵活”。
主动选择自由职业的人,需要的是更方便的社保、公共服务和职业发展空间。
因为失业、年龄、家庭压力而被动进入灵活就业的人,则更需要劳动保障、职业伤害保障,以及重新进入稳定就业市场的机会。
把所有灵活就业者都说成享受自由,不现实。
可把他们全部描绘成走投无路,也不准确。
这场争议真正值得留下来的,就是别再用一个词覆盖两亿多种不同的人生。
截至目前,张丹丹仍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职,并继续从事劳动经济、零工就业等领域研究。
汤家凤则因为这次犀利回应,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两个人的岗位当然没有因为一场争论发生变化。
但他们的这次碰撞,却把一个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推到了台前。
当一个人拥有很多条路的时候,自由当然是一种福利。
可当他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时,外人再替他夸这条路自由,就难免显得有些轻飘。
结语
灵活就业本身没有原罪,稳定工作也不是唯一答案。
真正重要的,不是替劳动者定义哪种生活更幸福,而是让他们拥有选择的底气。
愿意自由的人,可以安心自由。
想要稳定的人,也还有机会回到稳定。
当“能选择”真正握在劳动者自己手里时,所谓自由,才算得上真正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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