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嫌妻子丑陋，将她送回乡下14年，每月只寄500块生活费，57岁那年我身患重病想接她伺候我，刚推开门看见眼前的景象，我当场腿软|周正|回乡下|建国|新郎跳河|秀梅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爸，您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妈不可能回来伺候您的。"

电话那头，儿子林建国的声音冷得像三九天的井水，一字一句砸过来，砸得我胸口发闷。

我叫林守义，今年五十七岁，前几天刚在县医院查出肝癌早中期。捏着那张诊断书，我坐在冷冰冰的走廊椅子上发了半天愣，脑子里乱成一锅粥，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得把徐秀梅接回来。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妈是我老婆，回来照顾我有什么不对？"我气得嗓子发紧，声音都有些抖。

"不对的地方多了去了！"建国的语气没有半点松动，"您当年是怎么对她的？嫌她丑，把她一个人撵回乡下，一撵就是十四年，每个月扔五百块钱打发叫花子一样。您现在倒想起她来了？"

话音未落，电话里传来一声干脆的挂断声，忙音嗡嗡地在走廊里回响，像在嘲笑我。

我盯着手机屏幕，心里憋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火气，又夹着几分心虚。但我很快压下去了——徐秀梅到底还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这么多年我每个月都按时打钱，没少她的，她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再说了，一个乡下女人，大老远跑去接她，她还不得受宠若惊、屁颠屁颠地跟我走？

我买了最近一班长途汽车的票。

五个多小时的颠簸之后，我拖着病体站在那扇我已经十四年没有碰过的铁门前。

锈迹斑斑的门缝里透进来一丝风，混着一股我记忆里熟悉的气息。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推开了门。

下一秒，眼前的景象让我两腿一软，整个人差点直接栽在了门槛上……

林守义这个名字，在市里国营机械厂的职工宿舍里，曾经是响当当的。

我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一手钳工活做得漂亮，组长见了要让三分，厂长逢年过节都会单独到宿舍来打招呼。八十年代末的国营单位，捧着这样一个铁饭碗，在同龄人里已经算是出息了。我本人也心知肚明，走路的时候下巴略微仰着，说话声音比别人大上半截，眼神里常年带着一股说不清楚的倨傲。

我长得不算出挑，个头一米七出头，国字脸，皮肤偏黑，但厂里的姑娘们看人从来不只看脸，看的是前途。我有工作、有工资、有宿舍，在那个年代，这三样加在一块儿，已经足够让不少人动心了。

但我自己的婚事，却不是我自己挑的。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我妈托了村里的媒婆，说给我相看了一门亲事，姑娘叫徐秀梅，就是隔壁清水村的，家里种地的，老实本分，手脚勤快。我那时候二十六岁，在厂里谈过一个对象，没谈成，我妈急得嘴上起泡，隔三差五写信来催。我被催烦了，心想先见一面再说，见完不合适直接回绝就是，也没什么损失。

那天见面在县城的国营饭馆，媒婆把徐秀梅领过来，我抬头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徐秀梅个子不高，一米五五的样子，皮肤偏黄，颧骨略高，五官称不上精致，笑起来眼睛倒是弯弯的，显出几分憨实的好看，但论整体，和我心里那个模糊的标准差得远。我低头喝了口茶，没说话。

媒婆是个嘴皮子利索的中年妇女，看出气氛不对，立刻开口补救："守义啊，你别光看脸，这孩子勤快着呢，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哪样不行？而且人家爹妈答应了，嫁妆给得实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三大件一样不少！"

徐秀梅坐在那里，低着头，两只手攥着衣角，一声没吭。

我磨蹭了两个星期，我妈又写了两封信来，字里行间夹着眼泪鼻涕，说我要是再挑三拣四就别认她这个妈。我扛不住，也懒得再折腾，点头应了。就这样，一九九○年的正月，我和徐秀梅办了婚事，媒婆说的三大件一样没少，徐秀梅从清水村嫁进了市里，住进了我那间二十平米的职工宿舍，两个人开始了各过各的日子。

婚后的日子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只是冷。

我对徐秀梅从来没有过那种说不清楚的悸动，逢年过节厂里同事聚会，我介绍她的时候总是简短地说"我媳妇"，眼神望向别处，从来不多说一个字。徐秀梅低着头站在我旁边，脸上带着那种从乡下带来的局促，不知道该笑还是该说什么。

厂里有个女同事叫罗燕，是会计室的，白净，高挑，烫着卷发，说话的时候习惯把手腕上的手表往上撩一撩。我和她对过几次眼，觉得那才是我心里真正想要的模样。但罗燕早就有对象了，我也没傻到去捅这个马蜂窝，只是心里那块石头越压越沉，回到宿舍看见徐秀梅在灶台边忙活，那股说不出来的烦躁就往上涌。

"你做这个菜能不能少放点盐，咸死人了。"

"哦，我下次注意。"徐秀梅应了一声，没有抬头。

"这衣服洗了几遍了，还这么皱？"

"晾的时候没抖开，我去重新烫一下。"

她永远是这个回答，平静，顺从，从来不顶嘴，从来不哭，从来不闹。这反而让我觉得无聊，更觉得憋屈——好像我在和一堵墙说话。

一九九一年，建国出生，我第一眼看见这孩子，觉得他随了徐秀梅，皮肤黄，哭声大，看着就烦。满月酒上我喝了不少酒，当着亲戚的面说了句"像他妈"，语气里那点嫌弃没藏住，桌上一时安静了一瞬，随即有人打圆场，端起杯子岔开了话头。徐秀梅坐在角落里喂奶，没有抬头，没有人看见她的表情。

九十年代初，国营单位开始改制，厂里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工资时常拖欠，我的那股倨傲劲儿也跟着打了几折，人越来越阴沉，脾气越来越大，回到家里动不动就砸东西。有一回喝了酒回来，嫌徐秀梅洗澡的声音吵，隔着一道薄薄的木板门吼了半天，徐秀梅出来以后头发还没擦干，站在那里看着我，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你就不会说两句吗？跟个哑巴一样！"

"说什么？"

"说什么都行，吵我一架也好！"

徐秀梅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毛巾叠了叠，放在脸盆架上，走进里屋把门带上了。我对着那扇关上的门愣了一会儿，说不清是解气还是更憋闷，最后骂了句脏话，自己去沙发上躺着了。

一九九五年，厂里的改制彻底落地，一批老工人买断工龄提前退，剩下的人开始竞聘上岗。我的钳工技术没得说，顺利留了下来，工资也涨了一截，日子表面上看是好过了些。但家里的气氛，却在这一年彻底坏了。

事情起因是厂里来了一个新的财务主任，带来了一个助理，那助理姓沈，二十四五岁，从城里来的，穿着时髦，说话斯文，嘴角总是带着一点笑意。我去财务室报销的时候，和她搭了几句话，回来以后话突然多了，吃饭的时候絮絮叨叨地说厂里的事，徐秀梅端着碗听，偶尔应一声。

有一天我回来晚了，鞋上带着泥，徐秀梅问了一句："加班了？"

"出去办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徐秀梅把筷子放下来，第一次直接看着我问："林守义，你在外头有人了？"

我被这句话呛了一下，随即脸色一沉，把手里的搪瓷杯往桌上一顿，溅出来一片茶水："什么叫有人了？你说话注意点！我在外头辛辛苦苦挣钱，你在家里吃着我的用着我的，倒来审问我？"

"我不是审问你，我就是问一句。"徐秀梅的声音很平，但眼睛没有移开，"建国还小，这个家我想守住。"

"你守！你守你的！我烦透了！"

我吼完这句话，摔门出去了，到了后半夜才回来，身上带着一股自己都意识到的香皂味。徐秀梅躺在床上，背对着我，一句话没说。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人挑破，但两个人之间那层本来就薄得可怜的遮羞布，算是彻底扯烂了。没过多久，建国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张信纸，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写了封信，塞进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收信人写的是"妈妈收"。我回来在桌上看见了，把那封信攥在手里，看了很久，最后往抽屉里一塞，什么都没说。但这件事扎进了我心里，像一根刺，那孩子才四岁，就晓得给妈写信，他妈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我这个做爸爸的，在自己的儿子眼里，算什么？

一九九八年，建国七岁，我提出让徐秀梅带着孩子回清水村住一段时间。

我说的是"住一段时间"，语气轻描淡写，像是说让她去走个亲戚。徐秀梅听完，坐了很久没动，最后只问了一句："建国怎么办？"

"建国放在这，我来带，他要读书，乡下学校不行。"

"我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是他爹，我还能把他卖了？你先回去，等厂里这边事情理顺了，我去接你。"

徐秀梅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低声说了一个字："好。"

那个"好"字说得很轻，轻得像一口叹气，像是什么东西在那一刻断掉了，但断得那么悄无声息，连一点响动都没有。

她收拾东西用了一个下午，行李不多，一个蛇皮袋，一个旧皮箱，把能带走的衣服和日用品装进去，剩下的一概不动。临走的前一晚，她去建国的床边坐了很久，把孩子的小脸看了又看，最后俯下身轻轻在他额头上贴了一下，贴完了没有立刻起身，就那么弓着背，在黑暗里待了好一会儿。建国睡得死沉，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叫了辆三轮车把东西拉到车站。快上车的时候，建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哭了，从屋里跑出来，死死抱住徐秀梅的腿，一声一声叫妈。徐秀梅蹲下身，把他抱起来，紧紧搂了一会儿，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建国渐渐哭声小了，但还是紧抓着她的衣领不放。最后是我把建国拉开的，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转过身假装去看三轮车。

徐秀梅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家属楼，没说话，上了车，走了。

我站在路边目送三轮车拐过街角，心里松了一口气，回屋去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觉得整个宿舍一下子空旷了许多，安静了许多。建国蹲在地上还在抽泣，我看了他一眼，说了句"行了，哭什么哭"，进屋换衣服去了。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按时往徐秀梅娘家的账户打五百块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雷打不动。五百块在九十年代末的农村，勉强够一个人嚼用，但也仅此而已，买件像样的衣服都得掂量再掂量。这五百块，我一打就是十四年，既没有涨过，也从来没有亲自送去过。

建国在市里读完小学、初中，考上了重点高中，又考上了省城的一所本科院校。我拿出积蓄给他交了学费，送他上火车，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好好读书"，转身就走了。建国坐在车厢里望着窗外那个背影，没有喊我。这个细节是后来他自己说的，说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我听着不是滋味。

大学四年，建国每年寒暑假都先去清水村，在他妈那里住上十天半个月，才回市里来。我每次问起他妈的情况，他就简短地回一句"没什么事"，多余的话一个字没有。父子两个在同一屋檐下住着，有时候一整天说不上五句话，饭吃完各自回屋，安静得像两个陌生房客。

有一回我喝了点酒，心情松动了些，问建国："你妈一个人在那边，还习惯？"

建国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神情说不清是讽刺还是平静，回了一句："比在这儿住着习惯多了。"

我被这句话噎住了，讪讪地把酒杯放下，没再说话。

建国毕业以后留在省城工作，很快谈了对象，娶了媳妇，在省城买了房，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婚礼的时候，是他亲自开车去清水村把徐秀梅接来的，母子俩在路上说了五个多小时的话，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婚礼那天，徐秀梅坐在亲家那一桌，穿了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我远远地扫了一眼，没有过去。婚礼进行到一半，我注意到她旁边坐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两个人侧着身说了几句什么，那男人笑了，徐秀梅也跟着笑了一下。我不认识那个人，也没去问，端起杯子喝了口酒，把目光移开了。

那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子里存了很久，但我当时没往深里想，只是喝完酒早早离了席。

五十七岁这年，我开始觉得身体不对劲。

起初只是饭后偶尔右肋下有一点隐隐的钝痛，我以为是消化不好，买了几盒胃药吃，没什么效果。后来痛的次数越来越频，有时候晚上睡到一半被痛醒，坐起来捂着肋骨发愣。我这才去医院挂了个号，做了B超，然后被医生叫去谈话。

"林先生，你的肝脏右叶有一个占位性病变，结合你的化验指标，建议进一步做增强CT，初步考虑恶性可能性较大……"医生说了很多，我听到"恶性"两个字，脑子里轰地一声，后头的话全没听进去。

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把那张写满专业术语的化验单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好半天，才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是认真的。手术、化疗、后续的护理，一个人扛着，这才是真正让我慌的地方。我在市里没什么至亲，兄弟姐妹都各有各的家，叫人过来长期陪护，张不开那个嘴。想来想去，我打了建国的电话。

建国接了，听我说完，沉默了片刻，说："爸，严重吗？"

"早中期，医生说手术以后还要化疗，这段时间……我一个人不方便。"

"我知道了，我过两天去看您。"

"我是想……"我顿了顿，"让你妈回来。"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然后建国说："您说什么？"

"让你妈回来，照顾我，她是我老婆，这说不过去吗？"

"爸。"建国的声音一下子降了好几度，"您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妈不可能回来伺候您的。"

"你这个白眼狼！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让你妈回来伺候我怎么了？"我气得嗓子发紧，声音都带了颤，"她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这是她的本分！"

"本分？"建国冷笑了一声，"您当年嫌她丑，把她撵回乡下，十四年，每个月五百块钱，您觉得这叫养着她？您现在病了，想起她来了，这叫什么？"

"我……"

"您要真想通了，就自己去清水村跟她说，我管不着。但我告诉您，结果您自己掂量。"建国说完这句话，"啪"地挂了电话，忙音刺刺地响在空旷的走廊里。

我攥着手机，在那张冷硬的椅子上坐了很久，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从我身边经过，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看我一眼。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做完了所有检查，手术排在半个月之后。病房里另外两张床，一个是老胃病的退休老师，一个是胆结石的中年司机，两个人都有家属陪着，一到饭点儿，病房里热热闹闹的，我一个人靠在床头，护士把饭盒送来，自己拆开，自己吃，筷子碰在塑料盒边缘，声音格外清晰。

我给建国发了条消息，说手术定在半个月后，问他能不能请假过来。建国回了一个"好"字，没有别的话。我盯着那个"好"字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扣在床上。

夜里护士查完房，灯关了，老师和司机都睡了，鼾声此起彼伏。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一团乱麻，徐秀梅的脸出现了好几次，都是很多年前的样子——坐在饭桌边默不作声地吃饭，在灶台边背对着我忙活，拎着蛇皮袋上三轮车之前回头看的那一眼。还有建国婚礼上，她坐在亲家那一桌，旁边那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两个人说话时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不知道为什么，在黑暗里越想越清晰。

我把这些画面翻来覆去地想，最后在后半夜做了个决定：手术之前，亲自去一趟清水村。建国说得对，结果他自己掂量——那行，我去掂量。一个明媒正娶的老婆，我登门去接，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十四年的生活费我一个月没断过，这个情分徐秀梅不可能不认账。我不是去低头的，我是去把事情说清楚。

第二天一早，我办了出院手续，回家收拾了个包，在楼下超市临时抓了两盒奶粉和一袋红枣，算是带去的礼，显得不那么空手上门。买好长途汽车票，天还没大亮就出发了。

五个多小时的车程，我靠着车窗，看外头的景色从城区的楼群变成平原上的农田，再变成丘陵地带连绵的村庄，心里那块石头越来越沉，压得我后背发僵，但我告诉自己，不过是去接个人，能有什么结果。到了县城，换了一趟镇上的班车，又颠了将近四十分钟，在一个小路口下了车，沿着记忆里的方向往清水村走去。

村子和十四年前没什么两样，低矮的砖瓦房，黄泥小路，空气里飘着柴火灰和泥土混在一起的味道。我皱着眉头小心避着脚下的水洼，拖着步子往村东头走。

路过村口杂货铺，我随口向蹲在门口抽旱烟的老汉打听："大叔，徐秀梅家怎么走？"

老汉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把我上下打量了一圈，神色一下子变得很微妙，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想笑又硬生生忍住了，只是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慢悠悠地说："村东头，自个儿去吧。"

我没多想，继续往前走。经过几个蹲在墙根择菜的大婶，她们看见我，手上的动作齐刷刷停了，凑在一块儿窸窸窣窣：

"那不是秀梅那个没良心的男人吗？"

"嫌人家丑给人撵回来的，十四年一面都没露过，这会儿摸上来了……"

"也不知道打什么主意，活该！"

这些话飘进耳朵里，我脸上有些挂不住，却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懒得跟她们计较。

走了约莫十分钟，村东头到了。院门没锁，我走了进去——眼前的景象让我楞了一下：院子里铺着干净的水泥地，四角种着月季和栀子花，墙边搭了个葡萄架，架下摆着几把藤椅，收拾得齐整而有生气。我甩了甩头，没多想，继续朝正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