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深秋的上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里，鲁迅靠在藤椅上翻报纸。
窗外是法租界的梧桐落叶，屋里只有翻报纸的沙沙声。
这一年，他过得不容易。
年初，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秘密杀害。
鲁迅自己也不得不躲进花园庄旅馆避难，直到3月才回到寓所。
年过半百的人，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
但报纸上，另一条消息正从南方传来。
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结果呢，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避实击虚的打法，在莲塘、良村、黄陂等地连续取胜，两个多月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
报上反复出现一个称呼——“朱毛”。
朱德他是知道的，但“毛”是谁？
鲁迅翻来覆去地看，觉得“毛润之”三个字有些眼熟，像在哪里见过，又说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想起来了。
十几年前，1918年，鲁迅开始给《新青年》写稿，认识了李大钊。
李大钊当时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为人诚实谦和。
有一次闲聊，李大钊提到湖南有个青年叫毛润之，经杨昌济介绍到图书馆做助理员。
鲁迅当时没在意。
那个年代，到北京找出路的年轻人太多了，北大图书馆里整理报刊的青年一抓一大把。
他自己1920年才到北大兼课，每周讲中国小说史，去图书馆的次数并不多。
他只记得，那是个普通青年，像许多从乡下来的人一样，到北京住一阵，读点书，然后离开。
然而此刻，报纸上这个“毛润之”，显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整理报刊的年轻人了。
鲁迅放下报纸，心里有了个疑问。
恰巧茅盾来访。
鲁迅便问他：“这个毛润之，是不是就是以前北大图书馆那个助理员？”
茅盾点头，说正是那个人。
接着茅盾讲了更多——此人是湖南湘潭人，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组织过新民学会。
后来回湖南主编《湘江评论》，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如今江西苏区的红军，就是他和朱德等人拉起来的。
鲁迅听罢，半晌没说话。
他想起了李大钊。
那个曾被自己熟知的老朋友，1927年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了。
李大钊当年不声不响地帮助过许多青年，谁能想到，其中竟出了一个能在南方山区指挥数万军队的人物。
那天两人谈了很久。
这话不是客套，是发自内心的惊讶。
说起来，鲁迅和毛泽东，一辈子没见过面，连一封直接的书信都没有。
但他们之间，并非毫无关联。
蔡元培十分赏识这名湖南青年，曾为他安排北大图书馆的工作。
只是那时的鲁迅忙于写作，深居简出，没太往心里去。
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李大钊带着他拜访过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唯独没能见到鲁迅——鲁迅那段时间很少去北大。
两个人就这样擦肩而过。
但这次谈话之后，鲁迅对红军的消息更加留心了。
他开始注意“朱毛红军”的动向，也在与瞿秋白、冯雪峰的交往中，进一步了解苏区的情况。
他向来认为，中国要改变，需要切实做事的人，而不是只会高谈阔论的人。
眼前这个从北大图书馆走出去的“毛润之”，恰恰在做着最艰苦的事——在贫困的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和装备精良的敌人周旋。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鲁迅得知消息十分振奋。
1936年3月，他不顾病重的身体，和茅盾联名写下贺信，通过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转递到陕北，祝贺红军东征取得胜利。
信中写道：“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
冯雪峰拟定治丧委员会草稿名单时，特意列入了毛泽东的名字。
受当时白色恐怖限制，国内公开刊登的正式名单中，没有登载这一名字。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一句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两个从未见面的人，一个用笔做匕首，一个用枪杆子打天下。
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路，但脚下踩的是同一片土地，心里装的是同一个中国。
回头看1931年秋天那个下午，鲁迅靠在藤椅上，拿着报纸问茅盾的那一刻，正是这种“相通”最初的模样。
他不是被谁说服的。
他只是看到了一个事实：有人在实实在在地做事，在最艰难的地方，做着最难的事。
鲁迅一辈子最看重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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