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春的贵州毕节，发生了一件让红军战士至今难忘的怪事。
这位宅院的主人，名叫周素园，那年他57岁。
在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队伍中，周素园是年龄最长者。他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辛亥革命的元老，贵州第一个政党“自治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
按常理，这样一位旧时代的“上层人物”，应该跟长征八竿子打不着。可周素园偏偏成了例外。
所以当红军到来时，别人劝他逃走，他平静地拒绝了。国民党专员莫雄问他怕不怕红军，他回答道：
红军进驻毕节后，贺龙、任弼时、王震先后登门拜访。几番深谈之后，周素园答应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的家门口挂出牌子后，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毕节各族青年踊跃参军，短短十多天，竟有5000多人加入了红军。
但真正让人震撼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红军要撤离毕节继续长征了，组织上考虑周素园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顺便做统战工作。周素园听完，激动地说出了一句话：
贺龙听说后深为感动，当即说了这样一番话：
很多人知道周素园是“被抬着长征的老秀才”，但少有人注意到，他在长征途中发挥的作用远超一个被照顾者的角色。
红军进入云南后，周素园利用自己在西南军政界数十年的声望，写信给滇军上层的龙云、孙渡、鲁道元等人，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与北上抗日的红军为敌。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后来曾回忆道：
在毕节休整期间，红军扩军5000余人。萧克后来曾总结，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的黔大毕，是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背后，周素园的影响力功不可没。
1936年底，周素园随红军到达陕北保安。毛主席、周恩来多次接见了他，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后来广为流传：
在延安期间，周素园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任教，讲授历史课程。但他心里始终不安——边区的物资极其紧张，自己年迈体弱，被组织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觉得自己“成了党的负担”。
1937年，58岁的周素园向毛主席提出回贵州工作。毛主席亲笔写信回复，叮嘱他保重身体，并说“将来若经费充裕，再月助生活”。
带着毛主席写给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亲笔信，周素园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返回西南，从此开启了另一段隐秘而重要的统战生涯。他辗转重庆、成都、昆明，为释放政治犯、筹措抗日经费四处奔走。
他募得巨款购买云南白药两万盒，邮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交前线伤员。此外，他还介绍了朱家璧、黄俊等一批青年赴延安学习深造。
周素园晚年有一本手账，封面上写着“光明日记”四个字。1949年毕节解放后，他在这本日记上合上笔，发了一封极短的电报给北京的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周素园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1951年，72岁的他觉得自己精力不济，专程赴京请辞，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句话的背后，是伟人对周素园价值的精准判断——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座沟通党和各阶层人士的桥梁。邓小平请他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时也曾说过：
回望周素园的一生，他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57岁参加长征”这个传奇标签。他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从封建科举的秀才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元勋，再到坚信马列主义的革命者，这条思想转变的道路走得漫长而曲折，但每一步都踏踏实实。
周素园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共同的困惑：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尚未成型的乱世中，一个读书人究竟该站在哪里？
他的答案很简单——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光明一边。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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