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腿至今留着一块暗红色的疤痕，那是1946年冬天在东京街头冻出的烂疮留下的印记。每当逢阴雨天，骨头缝里就会渗出绵长的酸痛。孙女偶尔会指着那块疤问我怎么弄的，我总是含糊地说，是小时候贪玩摔的。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对干干净净的年轻人说的，那里面不仅藏着脏垢，还藏着这个国家最让人恶心的一面。
1945年8月15日那天，天皇的停战诏书从破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时候，整个东京死气沉沉。没有多少人痛哭流涕，因为眼泪早就跟着几个月前的美军大轰炸烧干了。防空洞外的世界是一片连绵的废墟，空气里全是烧焦的木头和尸体腐烂混合的怪味。那时候我十九岁，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活下去，怎么弄到一口能嚼的东西。
没过几天，街角的电线杆上贴出了一张招募广告。上面印着几个大字：“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食宿，服装、铺盖、配给全包。”
在那个连树皮都被啃光、配给的糙米里掺着沙子和老鼠屎的年代，“包食宿”三个字就像是在快要淹死的人面前扔下了一截木头。我爹坐在塌掉一半的门槛上，低着头抽着香烟，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我娘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硬梆梆的杂粮饭团，转过身去抹眼泪。我没有怪他们，我知道家里还有两个弟弟要养，少一张嘴，他们就能多活几天。
我带着那个饭团，走到了警视厅设立的招募点。那里挤满了和我一样面黄肌瘦、眼神发直的女人。负责登记的日本官员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用一种打量牲口的眼神上下扫视着我们，在表格上飞快地划着勾。我以为我会去干杂活，去倒茶，哪怕是去洗那些堆积如山的脏衣服。
直到我们被卡车拉到大森海岸的一处被改造过的料理店，直到那扇铁门在我们身后重重关上，我才明白所谓的“涉外俱乐部”到底是什么。
那是日本政府专门为即将登陆的美军设立的慰安所，全名叫“特殊慰安设施协会”，也就是后来人们避之不及的RAA。
第一天，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医生给我们做了身体检查。那种检查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我们在阴冷的走廊里脱得一丝不挂，排着长队。如果有女人因为羞耻而瑟缩或者哭泣，旁边的日本守卫就会一巴掌扇过去，骂道：“哭什么？这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为国家做贡献”，这句话成了后来几个月里，那些日本管理者用来压榨我们的万能咒语。
美军是在九月初进驻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下午，几辆军用吉普车停在门外，穿着皮靴的美国大兵嚼着口香糖，吹着口哨走了进来。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我拼命往后退，直到后背抵在冰冷的墙上。一个日本经理走过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往榻榻米上拖。
他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在我耳边说：“听着，你们现在是防波堤！你们用身体挡住那些美国人，外面那些良家妇女、贵族太太才能安全！你们这是在救国，懂吗？不老实接客，一分钱津贴也别想拿到，连饭都没得吃！”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无耻的话。他们发动了战争，他们打输了，最后却要把我们这些底层的女人剥光了扔在前面，去保护他们所谓的“纯洁”。
最初的规定是每个人每天要接待十五到二十个美国士兵。但很快，这个数字就成了笑话。有时候一天下来，门外的队伍排得一眼望不到头。
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死活。门外的日本守卫只负责收钱和掐时间。一旦时间到了，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敲门催促。如果有的女孩因为体力不支晕死过去，他们就会提着一桶冷水冲进去，当头浇下，然后把她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换下一个女孩补上。
我们以为美国人是魔鬼，但真正让我们感到骨头发寒的，是那些管理我们的日本人。
美军有规定，为了防止性病蔓延，要求使用避孕套。可是那些日本经理为了多赚钱，经常把美军发下来的避孕套偷偷扣下，拿到黑市上去倒卖。结果就是，慰安所里的性病像瘟疫一样爆发了。
梅毒、淋病，几乎每个女孩都逃不掉。起初是发烧，然后身上长出成片的溃疡，疼得连路都走不了。按照规定，得了病的女孩应该得到青霉素治疗。美国人确实拨下了药，但那些药一到日本官员手里，就又变成了黑市上的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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