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一天清晨，陕西108国道上，公安厅厅长艾丕善乘车外出检查，前方一个临时卡点突然拦住了去路。几名工作人员站在路边，示意车辆停车，并以当地司法部门的名义收取费用。
这不是普通的交通检查。
艾丕善下车走到卡点前，目光落在简陋的收费设施上，直接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对方回答，卡点是按照有关领导的要求设置的，目的是为地方增加收入。艾丕善当即追问：“谁批准的？”现场人员一时答不上来。
他没有因为对方打出部门名义就退让，而是明确指出，未经批准拦路收费，既影响道路通行，也损害群众利益，属于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随后赶到的有关负责人，面对他的质问，只能承认卡点手续并不完备。
这件事的分量，不在于一条公路上多了一个收费点，而在于一些人把公权力的名义当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倘若连过路群众都要被随意拦截，所谓的秩序便失去了基本边界。
回到公安厅后，艾丕善把事情经过详细作了通报，并推动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对他而言，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冲突，而是一次必须纠正的纪律问题。公安、司法机关若不能守住法治底线，群众对政法部门的信任就会受到影响。
有意思的是，艾丕善后来在政法系统留下的印象，并不只是“敢于当面较真”。他的处事方式，和早年经历有直接关系。
1943年7月21日，艾丕善出生在陕西陕北农村。少年时期，家庭条件并不宽裕，求学所需的书本费、路费，都可能成为现实难题。1952年，他进入延安一带的小学读书，课桌简陋，学习条件有限，但这段经历让他很早接触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处境。
1958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延安中学学习。1964年，他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那张录取通知书，对一个陕北农家子弟来说，不仅意味着个人前途，也意味着家庭要承担新的开支。亲友的帮助，才使他顺利前往西安求学。
法律训练改变了他的办事方式。遇到问题，不能只看关系远近，也不能只听一句解释，而要查事实、讲证据、按规矩处理。大学期间，他曾担任班长、民兵排长，毕业后进入延安地区政法系统工作，逐步熟悉侦查、审理和基层政法事务。
1970年代后期，随着政法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平反冤假错案成为重要任务。艾丕善参与过相关案件办理，也接触过革命烈士家属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对这些案件，他格外谨慎，因为一纸错误结论，影响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家庭的名誉和生活。
1981年，延安地委政法办成立，艾丕善担任副主任。工作中，他处理过延安机场发生的重大案件。案件涉及时任政法部门某领导的亲属，办案压力可想而知，但他仍坚持依照事实和法律处理，未因身份关系改变尺度。
类似的还有黄陵县交通肇事案。涉案双方中有人是公安干警，原有处理方式存在问题，他没有简单维护同行，而是要求重新核查责任。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并不轻松，却使“法律面前不能特殊”变成了具体行动。
1983年以后，艾丕善担任延安地委委员、政法委书记，后任地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农业和群团工作。他不习惯只在会议室听汇报，常到县区、乡村和企业了解情况。面对信访积压，他参与推动地委、行署领导接待群众来访，使一些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不再层层转办。
他也走访过子长县等地的受灾群众，了解生产和生活困难。分管农业期间，他深入养殖户和基层技术人员中间，询问养猪、养鸡、养牛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参与延安炼油厂筹建、油矿发展和铁路建设等工作。
从国道卡点到基层案件，艾丕善处理问题有一条清晰的标准：权力越大，越不能越过规矩；关系越近，越不能改变事实。1986年，他完成中央党校培训后调往陕西省公安厅，继续从事公安和政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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