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24日，北京。两份报纸同时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许鹿希看完后，最先接到的不是慰问，而是一通通焦急的电话。多年不知内情的亲友纷纷追问：“邓稼先还活着吗？”他们并非故意失礼，只是突然明白，那个长期“联系不上”的人，竟参与了改变中国国防格局的重大工程。

许鹿希没有责怪谁。她比旁人更清楚，这个名字能够公开，往往意味着丈夫的身体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此时的邓稼先正在北京治疗直肠癌，病情晚期，白血球数值很低，许多治疗不得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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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安徽怀宁人。许鹿希出生于1928年，父亲许德珩是教育家和爱国人士。两家早有交往，但真正熟悉起来，是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任教，许鹿希则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一个讲物理，一个学医学，交往由课堂和朋友聚会开始。

1953年，两人结为夫妇。那几年，生活并不显赫，却很踏实。邓稼先发表论文所得的稿费，常被他拿去给孩子买玩具；周末有空，便带着儿女出门。儿子调皮，弄得满身尘土回家，许鹿希难免念叨，邓稼先却替孩子说话：“孩子嘛，别管得太死。”

这样的家庭日子只维持了几年。1958年，国家开始组织核武器研制工作，钱三强找邓稼先谈话，意思很明确：国家要研制自己的原子弹，需要他承担一项不能对外透露的任务。邓稼先接受了调动，却不能告诉妻子去哪里，更不能说明具体做什么。

那天夜里，许鹿希察觉丈夫反常，接连询问。邓稼先只说：“以后家里的事，要多辛苦你了。”许鹿希问能否通信，他沉默片刻，回答：“地址也不能给。”这不是夫妻之间的疏远，而是保密制度下不得不守住的边界。

从此，许鹿希独自承担起照料孩子和老人的责任。丈夫何时回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她很少追问。亲友不理解，甚至有人猜测两人已经离婚；孩子也曾因父亲长期不在身边而产生怨意。许鹿希承受这些误解，却没有向外界解释，因为解释本身就可能触及秘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就在试验前后，邓稼先的母亲病重，许鹿希曾设法联系有关方面，希望丈夫回京见母亲一面，但试验进入关键阶段，他无法离开。原子弹成功后，邓稼先立即赶回北京，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用手回应他的触碰。

许鹿希当时并不知道丈夫承担了怎样的工作。后来，严济慈到许德珩家做客，老人问谁有本事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严济慈笑着说：“你去问问你的女婿。”话说到这里，许多人已经明白，但没有人继续追问。

原子弹成功后，邓稼先又投入氢弹研制。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安排邓稼先回京，两人才得以短暂相见。多年分离后，许鹿希发现丈夫头发花白、身体佝偻；邓稼先也看到妻子清瘦疲惫。两个人没有太多时间叙旧，分别很快又成为常态。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核装置出现异常。邓稼先进入现场寻找相关部件，后来受到严重辐射伤害。此后，他的身体不断恶化，却仍参与核试验和技术工作。对他而言，危险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亲自进入现场核查的具体风险。

1985年7月，邓稼先到北京汇报工作，张爱萍发现他面色异常，安排他到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晚期。治疗期间，吴阶平等专家参与会诊，杨振宁也设法寄来药物，但病情已经很难逆转。

病床上的邓稼先仍惦记核事业。他让许鹿希协助整理有关核武器发展的建议材料，并坚持完成相关学术著作。化疗带来的虚弱和疼痛没有让他停笔，材料写完后，他要求尽快转交有关部门。

1986年5月，邓稼先病危。有关方面认为，一个隐姓埋名工作多年的科学家，至少应在生命最后阶段让公众知道他的真实贡献。于是，6月24日的报道公开了他的身份和功绩，但这份迟到的公开，也让许鹿希意识到，丈夫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

1986年7月29日13时50分，邓稼先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许鹿希陪伴他走完了最后一程。此前几十年，她没有参与核试验，却用沉默、等待和承担，守住了一个家庭，也守住了那段不能说出的国家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