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北京，南开学校新剧团演出《一元钱》，梅兰芳坐在台下，周恩来正在台上扮演一名女子。那时的周恩来17岁，还是南开学校的学生；梅兰芳已经是京剧舞台上颇有声望的演员。这次相遇并不轰动，却在三十多年后被两人重新提起。
民国初年，男女同台演出仍受到社会习俗限制，学生剧团里的女性角色，往往只能由男学生扮演。周恩来并非把这当作简单的模仿，他会认真揣摩人物的动作、语气和心理变化。
在《一元钱》中，他饰演孙慧娟。舞台评论曾称赞其“身姿窈窕，庄重矜持”，说他吐字轻柔，表演分寸恰当，把少女的羞涩与忠贞演得很有层次。这样的评价，说明周恩来当年的舞台表现并不是应付性质的登台，而是下过功夫的。
周恩来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并不只是谈自己的青年经历。他与梅兰芳谈到：“三十多年前，我们也算同行。”梅兰芳想了想，答道：“您在《一元钱》里演过一个女子，我记得。”一句旧事重提，让两位相识多年的朋友之间多了一层特殊的亲切。
真正让两人走近，是在1946年。周恩来到上海主持国共谈判，住处距离梅兰芳不远。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拒绝为侵略者登台，还蓄须明志，长期停止演出。对这样一位有民族气节的艺术家，周恩来十分重视，双方往来逐渐增多。
上海局势变化前，有人劝梅兰芳离开上海，随有关方面前往外地。他没有接受。梅兰芳认为，自己既然生活在上海，就不应在城市最需要稳定的时候离开。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他看到解放军战士为不打扰市民而露宿街头，感慨部队纪律严明。
同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周恩来邀请梅兰芳参加，并在会上再次谈起南开演剧的往事。对梅兰芳而言，这次会议不只是文艺界的一次聚会，更意味着旧式艺人开始以新的身份参与国家建设。
9月21日，梅兰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后，他参加了开国大典。过去，戏曲艺人常被轻视；新政权成立后，艺术家能够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场合，这种身份变化给梅兰芳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恩来曾考虑修缮梅兰芳原来的住所，让他搬回去居住。梅兰芳却表示，抗战时期因长期停演、没有收入，房子已经卖掉，自己只需要几间能够安置家人的房屋。周恩来赞赏他的态度，要求有关方面妥善解决居住问题，没有铺张安排。
1950年7月6日，梅兰芳被任命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院长。周恩来为他题词：“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这句话既肯定了传统艺术的价值，也指出了戏曲改革必须面对的方向：不能割断传统，也不能停留在旧形式之中。
1953年10月，梅兰芳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一次演出时突降大雨，志愿军战士仍坐在雨中观看。他得知两名炊事员因做饭未能到场，便专程来到炊事班，为他们清唱《玉堂春》。对梅兰芳来说，舞台不只在剧场，哪里有观众，哪里就可以唱。
1956年，周恩来邀请梅兰芳率团访问日本。梅兰芳一度犹豫，因为他曾在日本侵华时期拒绝登台，担心此行会被误解。周恩来对他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战争罪人，但日本人民同样是战争受害者，中国艺术家赴日演出，是为了同日本人民建立友好关系。梅兰芳听后，接受了任务。
访问期间，他演出了《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白蛇传》等剧目，共演出33场，观众超过7万人。这次演出并非单纯展示技艺，也包含着战后中日民间交流的现实意义。梅兰芳用自己的舞台经历证明，拒绝侵略者的强迫，与同普通人民建立友谊，并不矛盾。
梅兰芳入党一事，也颇能看出他的性格。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等人曾关心他的入党问题，他却认为自己还需要学习改造，不能因为名望就特殊对待。1957年，他向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提交申请，起初申请书由秘书代笔，党组织因此继续考察。
经过一年半的了解，梅兰芳认识到，入党申请不仅是思想表态，也应当由本人郑重完成。他重新亲笔撰写申请书，并谢绝周恩来担任介绍人的提议，认为文艺界还有许多同志，自己不该享受特殊安排。周恩来得知后称赞他思想境界很高。
1959年，65岁的梅兰芳排演《穆桂英挂帅》。披蟒扎靠、佩戴帅盔，对这个年纪的演员并不轻松。周恩来观看后注意到剧中称谓，建议把“安王”改为“西夏王”，使历史背景更加准确。梅兰芳接受了这一意见，重新调整台词。
1961年7月30日，梅兰芳因急性冠状动脉梗塞住进北京阜外医院，周恩来赶去探望，还叮嘱医生认真护理。8月8日清晨，梅兰芳病情再次恶化，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8月10日，首都剧场举行追悼大会，周恩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那段从南开舞台开始的相识，至此定格在中国戏剧史的一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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