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北京西山，江青在一场紧张的战备氛围中，提出要学会开车。她的理由很直接：一旦发生突袭，司机、警卫、秘书都可能无法行动，身边的人必须具备独立转移的能力，不能把生存希望全压在一个司机身上。
这件事后来以一次撞车告终。汽车冲上土坡，撞到一棵小杨树，车身倾斜，车灯损坏，发动机盖也被撞得拱起。专车司机李子元惊出一身冷汗，江青却只看了看车头，说：“不碍事，修一修就行。”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正是那段特殊时期的一个切面。
此前，中苏关系已经持续恶化。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在乌苏里江两岸加强兵力部署，局势迅速升温。珍宝岛问题并非突然出现，边界巡逻和岛屿归属争议，早已积累多年。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原本的推搡、争执逐渐演变成武装对抗。
紧张情势传到北京后，安全问题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1969年10月，中央作出加强战备的部署，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被安排疏散到外地。朱德前往广东从化，叶剑英去了长沙，刘伯承前往武汉，陈毅去了石家庄，聂荣臻到了邯郸，徐向前则前往开封。
北京的政治和军事中枢随之调整。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部分人员转移到西山一带。江青也在这一时期离开钓鱼台，住进西山的十号楼。她对居住环境向来敏感，既担心安全，也在意与周围建筑之间的距离，甚至要求对房屋进行检查和消毒。
西山的防空设施，同样牵动着她的注意。她曾进入防空洞查看，但只停留了十几分钟，便因空气闷、身体不适而出来。回到钓鱼台后，她又要求把十七号楼地下室改造成较为完善的防空设施，里面准备食品、药品、纱布、酒精等物资。
到了1970年2月前后，她还提出在住所附近设置防空空间，并要求工作人员考虑地震和突发袭击时的转移办法。工作人员不仅搭设了结实的桌架，还进行了背抬演练。有人背人，有人抬人，反复练习，直到行动比较熟练。
有意思的是，江青并未把这些准备只交给工作人员。她对杨银禄说，大家要学会包扎、急救和转移伤员，更要学会开车。杨银禄带头练习，使用的是一辆苏联制造的嘎斯六九型吉普车，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取得了驾驶执照，其他工作人员也陆续掌握了驾驶技能。
江青随后提出亲自学车。考虑到安全，工作人员没有让她驾驶普通手动挡车辆，而是安排自动变速的红旗轿车。汽车修理人员还在副驾驶位置加装辅助制动装置，必要时教练可以及时刹车。负责教学的李子元自1967年起为她开车，对她的习惯和脾气比较熟悉，因此承担了这项任务。
刚开始时，江青兴趣很浓。自动挡车辆没有离合器，操作相对简单，她只需重点掌握方向和制动。前两天练习尚算顺利，车辆在几栋楼之间来回行驶，她还询问仪表和转弯的细节。
第三天，意外发生了。汽车从十七号楼驶向十号楼时，江青转弯过急，方向盘被打到了极限。李子元赶紧回轮，但车已经失去稳定，冲上约三十度的土坡，撞在一棵小杨树上。车停住时，左侧车灯损坏，发动机盖也出现变形。
李子元劝她不要再继续。杨银禄事后也问：“以后还学吗？”江青没有改变主意，只回答：“学。”不过，这次事故之后，她实际上没有再继续驾驶训练。那辆轿车留下的碰撞痕迹，也成了战备岁月中一件颇为特殊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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