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青岛，刘亚楼正在主持一次空军干部会议，讨论教材和训练问题。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周恩来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苏方准备撤走专家，相关合作也将中断，要求他立即返回北京处理后续工作。
刘亚楼听完，脸色骤变。空军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航空工业、飞行训练、装备维修，处处都离不开经验积累。事情来得毫无准备，他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简直是胡闹！”
这句气话，针对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眼前突如其来的局面。对一个刚刚起步不久的空军来说，专家撤离意味着许多技术环节要重新摸索，已经铺开的工作也可能被迫放慢。
刘亚楼与空军的缘分，早在战争年代便埋下了伏笔。1932年红军攻占漳州后，缴获了一架飞机。飞机对当时的红军将士而言十分新奇，刘亚楼也挤在人群中仔细察看。
那时的他还是一名年轻干部，对飞行器充满兴趣。毛泽东见他围着飞机转，曾半开玩笑地说，今后有了空军，就让刘亚楼来负责。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句玩笑竟成了现实。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建立空军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刘亚楼原本担任陆军指挥员，却被中央调往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考虑，决定让他承担组建人民空军的重任。
刘亚楼并没有立刻表现出轻松。他是陆军出身，缺少航空专业经历，甚至乘坐飞机时还会感到不适。面对任命，他坦言自己“晕机”，担心难以胜任。
毛泽东的回答很有意味：“海军司令怕水，空军司令怕飞机，这不是正好吗？”话虽风趣，背后的要求却很严肃：干部未必一开始什么都会，但必须敢于接受陌生任务。
当时的困难，远比“从陆地转向天空”复杂。没有完整的院校体系，没有成套的训练教材，也缺少懂飞行、懂机械、懂指挥的干部。刘亚楼只能一面学习，一面筹划，一面向苏联争取援助。
他亲自参与谈判，推动飞机、器材、油料和教官等方面的合作。国内的招生工作也同步展开。许多老战士打了一辈子仗，突然要学习飞行，自然有顾虑。刘亚楼便深入部队动员，告诉大家，空军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新中国国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所有问题都交给规章处理。红军干部杨思禄申请学习飞行时，曾因年龄问题受到质疑。刘亚楼认为，年龄不能成为简单否定人才的理由，经过评估后仍同意让他参加训练。杨思禄后来成长为空军重要指挥员，这件事也说明，早期空军建设需要制度，更需要识别人才的眼光。
1949年11月，人民空军正式成立。此前，刘亚楼已推动航校建设和航空部队组建，许多工作几乎从零开始。空军第四混成旅成立后，承担起防空和作战任务。番号没有简单使用“第一”，也体现出一种克制：部队刚刚诞生，不能只靠称号制造荣誉，真正的威信必须在战场上打出来。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人民空军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空军部队随后投入战斗。飞行员训练时间有限，装备和经验也处于积累阶段，只能在作战中学习，在挫折中调整。
刘亚楼没有把空战成绩看成偶然。他重视集中兵力、选择战机和协同配合，要求部队根据敌我装备差异改进战术。面对损失，他并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组织复盘，寻找训练、指挥和协同中的具体问题。
经过持续作战，人民空军逐渐掌握了更多规律，部队规模和战斗能力不断提高。毛泽东曾对空军作战成绩给予肯定，这种肯定既是荣誉，也是压力，因为空军必须从一支新生力量，成长为能够独立承担任务的国防力量。
因此，1960年的那通电话才格外沉重。苏联专家撤离后，许多技术工作不能再依赖外部帮助。刘亚楼先整理情况，向中央报告专家在华工作的实际效果，又设法与苏方人员沟通，希望减少撤离带来的冲击。
结果无法改变，他便把精力转向内部。能留下的资料要整理，能掌握的技术要传授，尚未完成的项目要重新安排。那段时期，航空工业和空军建设都承受着很大压力，许多干部只能在缺少资料和经验的情况下反复试验。
刘亚楼的身体也在长期操劳中迅速恶化。家人劝他治疗，他仍把大量时间放在工作上。1965年，刘亚楼因病逝世，终年55岁。那张在电话旁拍响的桌子，留下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怒斥，而是一名军人在国家航空事业遭遇突变时，最直接、也最沉重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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