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四川局势剧烈变化，郭汝瑰站在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岗位上，手里握着的已不只是一个军的去向，也关系到西南战场将有多少人继续流血。多年以后，他回忆那段经历时，评价蒋介石只有四个字：瞎指挥。
这句话并非单纯的个人好恶。郭汝瑰长期处在国民党军事系统的重要位置，对其作战部署、军政关系和决策方式看得很清楚。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屡次在关键环节判断失误，前线将领疲于应付，内部互相猜疑，失败便被归咎于下属，真正的指挥责任却很少有人承担。
郭汝瑰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早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国民党军队任职，逐渐成为能够接触重要军情的高级军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方面不少部署很快被解放军掌握，蒋介石当然怀疑内部有人泄露机密，却始终没有拿到足以定案的证据。
当局势一路恶化，猜忌也越来越重。何应钦等人曾因战局承担责任，郭汝瑰也提出过离开军队的想法，但在国民党军队急需人手的情况下，这一请求没有被立即批准。蒋介石对他并非毫无疑心，却又认为此人熟悉军事，能在西南发挥作用。
这正是蒋介石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担心身边有内线，另一方面又舍不得放弃有能力的将领。权衡之后，他仍让郭汝瑰承担重要军事职务。表面看，这是信任；换个角度看，也是国民党军政体系无人可用的表现。
郭汝瑰没有在公开场合暴露真实立场，而是继续留在原有位置上传递情报。1949年下半年，西南各地相继出现动摇，国民党军队的完整防线已经难以维持。到了12月，西南局部地区接连发生起义和改编，郭汝瑰所部也未再进行大规模抵抗，国民党在西南的部署由此迅速瓦解。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极为震怒。据相关回忆，他曾将郭汝瑰视为潜伏在身边的重要人员，并斥责负责审查的部门失职。只是到了那时，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无法靠追查几名军官扭转。郭汝瑰随后回到人民军队一方，公开了自己的地下工作经历。
有意思的是，郭汝瑰并没有因为自己曾身处国民党高层，就把其中所有人一概否定。他晚年谈到最佩服的国民党将领时，点出的正是张治中和傅作义。两人的经历不同，选择也不同，但有一点相近：在重大关头，他们没有把个人得失置于国家和百姓安危之上。
张治中被称为“和平将军”，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军政经历。相反，他长期担任国民党军政要职，也曾参与抗战时期的重要事务。抗战胜利前后，他多次与中国共产党方面接触。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张治中以较为友善的态度接待，并安排毛泽东住在桂园，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并不寻常。
张治中还曾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任内，新疆关押着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员和进步人士，营救工作面临阻力。张治中到任后没有简单听任下属处置，而是亲自过问被羁押人员的生活状况，并设法向蒋介石说明释放的必要性。经过交涉，这些人员最终获释，安全返回关内。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张治中并未继续执行蒋介石坚持内战的路线。他与新疆地方人士及中共方面联系，推动和平解决。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避免了大规模战事。对郭汝瑰而言，这种在关键时刻保护民众、减少杀戮的做法，显然比单纯追求军功更值得尊重。
傅作义则走过另一条道路。他是国民党军中的名将，抗战时期曾在华北同日军作战，取得过较有影响的战绩。抗战胜利后，他与解放军长期对峙，也参与过对解放区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傅作义后来谈到自己的过去时，并没有回避责任，甚至认为自己有罪。
转折发生在北平。1948年底，平津战役展开，傅作义负责华北地区的军事事务。北平城内人口众多，名胜古迹集中，一旦展开巷战，伤亡和破坏都将十分严重。面对军事压力与城内各方劝说，傅作义开始重新考虑守城的意义。
经过谈判，北平守军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城内主要建筑和大批文物得以保存，百姓也避免了长期战火。毛泽东会见傅作义时，肯定了他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作用，明确表示这是有功之举。
一个曾经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军队交手的将领，能够在局势已经明朗时改变选择；一名身居国民党高位的军官，能够在旧体系内部保存判断力。郭汝瑰佩服的，正是张治中和傅作义在历史关口表现出的取舍。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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