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7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联合国维和人员在街头听见枪声和呼喊，却很难判断该向谁开火。前一天，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在降落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几个小时后，针对图西人的大规模杀戮迅速展开，温和派胡图人也遭到清算。
这不是一场突然爆发的“族群世仇”。在殖民统治之前，胡图与图西之间虽有社会身份差异，却并非两套完全隔绝的民族。财富、婚姻和政治地位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归属，村落之间也长期存在通婚和共同生活。
改变始于殖民制度。德国势力退出后，比利时在1916年接管卢旺达。殖民当局为了便于管理，把原本具有流动性的身份固化，偏向让少数图西人担任行政人员，并把教育、职位和资源更多交给他们。
1933年，比利时当局推行身份证制度，将“胡图”或“图西”写入证件。这个看似普通的行政动作，后来却变成了检查站上的生死标签。一个人属于哪一类，不再由本人和社区判断，而由一张纸决定。
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权力转向胡图精英。过去积累的不平等没有被妥善处理，反而被新的政治力量重新利用。部分政客把社会困境归咎于图西人，并把身份差异包装成政治斗争，仇恨由此获得了组织形式。
真正可怕的，是仇恨被送进了普通人的家中。极端电台不断把图西人称作侮辱性称呼，暗示他们不是邻居，而是必须清除的敌人。道路旁设置检查点，身份证成为筛选工具；棍棒、砍刀和枪械则被分发到基层。
有人曾问：“他是我认识多年的邻居，为什么也要杀？”极端组织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服从命令，才能保住自己。正是这种恐吓与煽动，让许多并无深仇的人被推入暴力机器。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当时约有两千人，任务授权十分有限，不能像一支强制维和部队那样主动解除武装。1994年4月，比利时十名士兵遇害后，比利时撤出本国人员，维和力量进一步削弱。联合国增援迟迟未到，保护平民的窗口很快关闭。
美国在索马里遭受重大伤亡后，对再次介入非洲冲突极为谨慎。美国政府内部甚至回避使用“大屠杀”这一法律和政治含义都很重的词语，因为一旦正式认定，就可能面临更强的干预压力。其他国家同样没有及时采取有效行动。
约一百天内，死亡人数通常被估计为八十万至一百万人，遇害者主要是图西人，也包括反对屠杀的胡图人。女性遭受性暴力尤其严重，联合国和研究机构给出的估算差异较大，常见数字在二十五万至五十万人之间。许多幸存者还面临疾病、伤残和被迫生育等长期创伤。
法国的问题，集中在“支持过谁”以及“是否直接参与”两个层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把胡图族政府视为法语非洲的重要盟友，提供军事训练、武器和政治支持。大屠杀前，法国顾问仍在帮助政府军作战，这种援助客观上增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
1994年6月，法国依据联合国授权实施“绿松石行动”，在西南部建立安全区，确实保护了一部分平民。但批评者指出，部分屠杀参与者也借此向邻国扎伊尔方向撤离。法国军队是否明知并放任这一情况，至今仍是争论焦点。
卢旺达政府曾指控法国参与大屠杀筹划。法国方面长期否认直接参与。2021年法国历史学家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法国在卢旺达问题上承担“沉重而压倒性的责任”，尤其是长期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低估极端主义危险，但报告没有认定法国参与了灭绝行动本身。
这一区分很重要。法国对盟友的偏袒、情报判断失误和军援政策，可能为灾难提供了条件；但把这些事实直接说成“法国秘密策划并操纵了整场屠杀”，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撑。卢旺达爱国阵线在1994年7月攻占基加利，屠杀才逐渐停止，随后大量涉案人员逃往邻国。
战后，卢旺达取消身份证上的族群标记，并通过传统社区审判机制处理大量案件。可法律能够裁定罪责，却无法抹去幸存者的伤口。法国究竟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也只能交给档案、证词和司法材料继续厘清，不能用一句“幕后推动”替代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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