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系虚构，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代入。
对门王姐家老头天天来接，穿件白背心站楼下，王姐穿件睡裙就下去了，楼上李姐自己拎菜上楼，塑料袋勒手，俩人同岁，都是一个人过了3年
我今年58了，住在县城边上一个老小区里，6楼，没电梯。这楼是2003年盖的，一梯两户，对门就是王姐家。我们这栋楼一共7层，住的大多是上了岁数的人，年轻人早搬走了，剩下的不是退休的，就是像我这样给儿子看孩子、走不了的。
我姓周，叫周桂芬，原来在纺织厂上班，厂子2008年倒了，我就一直打零工。老伴是2019年冬天走的，心梗，头天晚上还跟我一块看电视，第二天早上我喊他吃饭，人就没应声。那以后我就一个人过。儿子在省城，一年回来两趟，过年和中秋。闺女嫁到邻县，开车一个半钟头，可她婆婆瘫在床上，她也走不开，一个月能打个电话就算不错。
对门王姐，王秀兰，跟我同岁，都是1966年的，属马。她老头是2020年春天没的，比我家老赵晚走半年。肝癌，查出来到走，前后不到4个月。王姐原来在副食品公司上班，后来自己摆摊卖过早点，再后来就不干了，专门伺候她老头。她老头走的时候，她哭得整栋楼都听得见，我过去劝，她抓着我的手说：“桂芬啊，我以后可咋整。”我当时也跟着掉泪，我说咱俩一样，都是半路剩下的人。
可这3年下来，我才发现，一样是剩下的人，过法能差出十万八千里。
最先让我觉出不对劲的，是去年夏天。那天傍晚我下楼扔垃圾，看见楼底下站着一个老头，穿件白背心，大裤衩，脚上一双塑料拖鞋，手里拎着一兜子菜。我以为是哪家来串门的，没在意。等我扔完垃圾回来，就看见王姐从单元门里出来了。
王姐穿件睡裙。
那睡裙是粉底带小碎花的，到膝盖上面，料子薄，风一吹贴在身上。她头发也没梳，披着，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就这么下楼了。那老头看见她，笑得眼睛都没了，把菜递过去，说：“买了你爱吃的丝瓜，还有半斤虾。”王姐接过来，说：“你又花钱。”那老头说：“花不了几个，你吃着高兴就行。”
俩人就站在楼底下说话，声音不大，可我站在3楼拐角那儿，听得一清二楚。那老头说：“明天我早点来，陪你去公园走走。”王姐说：“你别天天来，让人看见不好。”那老头说：“看见就看见，咱俩又不是偷鸡摸狗。”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这才3年，王姐就找上伴了？
我拎着自己的菜往楼上走。我那天买了5斤土豆、2斤豆角、一棵白菜、3斤西红柿，还有一袋子鸡蛋。塑料袋勒手，勒得我手指头都红了。走到4楼我歇了一回，把袋子换了个手。走到5楼又歇了一回。等到了6楼，我掏钥匙开门，手都是抖的。
进了屋，我把菜往地上一放，坐在沙发上喘气。屋里静得很，冰箱嗡嗡响，墙上挂钟滴答滴答。我看了看老伴的遗像，他还在那儿笑，跟走的时候一样。
我说：“老赵啊，你说人家王秀兰，咋就这么想得开呢。”
没人应我。
其实王姐找伴这事，最早是楼下李姐跟我说的。李姐叫李凤霞，住4楼，也是一个人过，她老头走了5年了，比我们都早。李姐在小区门口超市帮忙理货，一个月挣1200，加上她自己退休金2800，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有个儿子在南方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也不寄钱，偶尔打个电话就是要钱。李姐跟我说过，她儿子上一次回来是2021年过年，待了3天，走的时候把她攒的6000块钱拿走了，说是做生意周转，到现在没还。
那天我在楼下碰见李姐，她刚从超市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一兜子特价菜，有把芹菜都蔫了。她看见我就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桂芬，你发现没有，对门王秀兰，最近不对劲。”
我说：“咋不对劲？”
李姐说：“有个老头天天来接她，穿个白背心，站楼底下。王秀兰穿个睡裙就下去了，俩人一块走，也不知道去哪儿。”
我说：“我也看见了。”
李姐撇撇嘴，说：“这才几年啊，她老头走的时候她哭成那样，我还以为她得多守几年。你看我，我家老刘走了5年了，我连个念想都没动过。”
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李姐哼了一声，说：“啥活法，不就是耐不住寂寞吗。我跟你说，那老头我打听了，姓孙，叫孙德厚，原来在粮站上班，退休金一个月4000多，老伴也是得病走的，比王秀兰老头早走一年。他有个闺女在北京，不怎么回来。这老头条件是不错，可你说王秀兰图他啥？图他钱？她自己也有退休金，一个月3000多呢。”
我没接话。李姐又说：“你看咱俩，都是一个人，咱俩咋没想着找？咱俩比她差啥了？”
我笑了笑，说：“我伺候老赵伺候够了，不想再伺候人了。”
李姐说：“我也是。再说，找了伴，儿女那头咋说？我儿子要是知道我找老头，还不得跟我翻脸。”
那天说完话，李姐拎着菜上楼了。她住4楼，我住6楼。我看着她背影，塑料袋勒着她手，她换了两回手，走一层歇一下。我心里不是滋味。
其实王姐跟老孙的事，我比别人知道得早一点。去年春天，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对门有动静。我们这楼隔音不好，墙薄，平时王姐看电视我都听得见。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我听见对门开门，然后是两个人的脚步声，一轻一重，进了屋。然后是说话声，听不清说啥。再后来就没动静了。
我站在厕所门口，愣了半天。老赵的遗像就在客厅墙上，我看了他一眼，赶紧回屋了。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买菜，正好碰见老孙从王姐家出来。他看见我，点了点头，说：“大姐早。”我也点了点头，没说话。他下楼走了，穿件灰夹克，头发梳得溜光。
王姐那天没出门。我中午回来的时候，看见她家门关着，门口放着一双男式拖鞋。
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说。可我心里一直搁着。
后来到了秋天，王姐跟老孙的事就半公开了。老孙几乎天天来，有时候早上来，有时候下午来，有时候晚上来。他来了就帮王姐干活，修水管、换灯泡、扛米面。王姐也给他做饭，有时候俩人一块下楼遛弯，王姐穿得也讲究了，买了新衣裳，还烫了头发。她见了我还是叫“桂芬”，可我觉得她跟以前不一样了，说话的时候眼睛亮，嘴角往上翘。
李姐就不一样了。李姐还是一个人，天天上班、买菜、做饭、看电视、睡觉。她儿子还是那样，偶尔打电话来要钱。李姐有一次跟我说：“桂芬，你说咱俩是不是傻？人家王秀兰多滋润，天天有人陪着，有人给做饭，有人给花钱。咱俩呢？咱俩就知道攒钱，攒了给谁？给儿子？儿子还嫌少。”
我说：“你要想找，也能找。”
李姐说：“我找谁去？我这条件，谁看得上我？再说，我这人脾气不好，跟谁过也过不到一块去。”
我说：“那你就别羡慕人家。”
李姐说：“我不是羡慕，我是觉得不公平。你说我跟王秀兰同岁，都是一个人过了这些年，她咋就那么好命？”
我没说话。我心里想，啥叫好命？老孙那人我见过几回，看着是挺和气，可谁知道呢？王姐自己愿意，那就是她的日子。
真正让我心里翻个儿的，是今年开春的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去楼下小卖部买酱油。小卖部在小区门口，老板娘姓陈，跟我挺熟。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李姐也在，她坐在那儿跟陈老板娘说话。我拿了酱油，正要走，李姐叫住我，说：“桂芬，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
我过去了。李姐说：“你知道不，王秀兰跟老孙领证了。”
我愣了一下，说：“啥时候的事？”
李姐说：“上礼拜。俩人去的民政局，回来还买了糖，给楼里几家分了。你家没人，放门口了，你没看见？”
我说：“我没注意。”
李姐说：“你看看，人家都领证了。我还以为他俩就是搭伙过，没想到还真领证。老孙那闺女从北京回来了，跟王秀兰见了一面，听说不太乐意，可老孙铁了心，他闺女也没办法。”
陈老板娘说：“领证好，领证有保障。搭伙过算啥？哪天人家不乐意了，拍拍屁股走人，你啥也捞不着。”
李姐说：“保障啥？老孙那点退休金，他闺女还盯着呢。王秀兰要是真图钱，还不如不领证，搭伙过，老孙每个月给她点，她还能攒下。一领证，人家闺女就得防着她。”
我听着，没说话。我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件事。
上个月，我闺女给我打电话，说：“妈，你一个人在家行不行？要不你找个伴吧。”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找啥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伴？让人笑话。”我闺女说：“那有啥笑话的，现在老年人找伴的多的是。你看对门王姨，人家不也找了吗？”我说：“她找她的，我不找。”我闺女说：“那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我说：“有啥不放心的，我身体好好的，能吃能睡，不用你们操心。”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老赵的遗像，心里堵得慌。
其实我不是没想过。老赵走了以后，也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个是原来厂里的老刘，丧偶，比我大3岁，退休金3500，人挺老实。我跟他见过一面，在公园里坐了半个钟头，他说他儿子不同意他找，怕分家产。我说那就算了。还有一个是楼下老张的弟弟，从外地回来的，条件一般，我也没同意。
我为啥不同意？我自己也说不清。可能是觉得麻烦。两个人过，得磨合，得伺候，得防着人家儿女，还得防着自己儿女有想法。我一个人过，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看谁脸色。可有时候半夜醒了，听见对门有动静，我心里也空落落的。
那天从小卖部出来，我拎着酱油上楼。走到4楼，听见李姐家电视响，是那种老年相亲节目，主持人声音很大，说“有请下一位女嘉宾”。我站了一会儿，继续往上走。
到了6楼，我看见门口地上放着一个红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糖和一小袋瓜子。糖是那种老式水果糖，红红绿绿的。我捡起来，开门进屋，把糖放在桌上。
我看着那几块糖，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王姐领证以后，日子过得挺热闹。老孙搬过来了，把他那点东西都搬来了，衣服、被褥、一个旧电视、还有一箱子书。他这人爱看书，戴个老花镜，坐在阳台上看，一看就是一下午。王姐做饭，他就帮着择菜、洗碗。俩人有时候一块去公园，有时候一块去超市，有时候就在楼下跟人聊天。老孙嘴甜，见谁都打招呼，楼里的人都认识他了。
李姐还是一个人。她早上6点起来，去超市上班，中午回来做饭，下午再去，晚上回来做饭，吃完饭看电视，9点睡觉。她儿子还是那样，上个月又打电话来，说要买车，让李姐给凑2万。李姐说没有，她儿子就在电话里骂，说她不疼他，说她把钱都攒着给自己养老。李姐挂了电话，坐在楼道里哭，我听见了，下去劝她。她抓着我的手说：“桂芬，你说我养这个儿子有啥用？”
我说：“别哭了，自己顾自己吧。”
李姐说：“我顾自己？我顾了谁了？我这辈子，伺候老的，伺候小的，到头来谁管我？”
我没说话。我心里想，我也一样。
可有时候我又想，李姐跟我，跟王姐，到底差在哪儿？我们仨同岁，都是一个人过了3年。王姐找了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李姐没找，天天上班、攒钱、被儿子气。我呢？我夹在中间，不上不下。
我有时候在阳台上浇花，能看见楼下。老孙和王姐一块回来，老孙手里拎着菜，王姐手里拿着扇子，俩人边走边说，有时候还笑。李姐从超市回来，一个人拎着袋子，塑料袋勒手，走一层歇一下。我在6楼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有一次，我在楼道里碰见李姐。她刚下班，手里拎着两袋子菜，一袋子土豆，一袋子白菜。我说：“我帮你拎一袋。”她说：“不用，我拎得动。”我看她手都勒红了，就硬拿过来一袋。我俩一块上楼，她走4楼，我走6楼。到了4楼，她把菜接过去，说：“桂芬，你说咱俩是不是傻？”
我说：“咋了？”
她说：“你看人家王秀兰，天天有人给拎菜。咱俩呢？咱俩就得自己拎。你说咱俩差啥了？咱俩比她丑？比她老？比她穷？”
我说：“不差啥。”
她说：“那为啥人家有人疼，咱俩就得自己疼自己？”
我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她说：“啥命不命的，我就不信。我要是想找，我也能找。”
我说：“那你就找。”
她说：“我找谁去？我这岁数，找谁人家都嫌。再说，我儿子那关就过不去。”
我没说话。她把菜拎进屋，门关上了。我继续上楼，到了6楼，开门进屋，把菜放下，坐在沙发上喘气。
屋里还是那么静。冰箱嗡嗡响，挂钟滴答滴答。老赵在墙上笑。
我说：“老赵，你说，我是不是也该找个人？”
没人应我。
可我心里知道，我不会找。不是不想，是过了那个劲儿了。老赵走了以后，我哭了大半年，后来就不哭了。我把他衣裳收拾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我把他的照片摆在客厅，天天擦一遍。我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睡觉。我习惯了半夜醒了，听见的只有冰箱和挂钟。
王姐不一样。王姐老头走的时候，她哭得整栋楼都听见。可哭完了，她该找还是找。她说：“我才60出头，我还有20年好活，我不能就这么一个人熬。”
李姐也不一样。李姐不找，可她也过不好。她天天上班，天天攒钱，天天被儿子气。她说：“我攒钱给谁？给儿子？儿子还嫌少。给自己？自己花不了多少。可我就是得攒，不攒我心里不踏实。”
我呢？我也攒。我退休金3200，加上老赵走的时候留的那点，够花。我不给儿子，也不给闺女，我留着自己看病、养老。我有时候想，等我走不动了，我就去养老院。我不拖累儿女，也不指望他们。可有时候我又想，真到了那天，我一个人在养老院，谁来看我？
上礼拜，王姐来我家串门。她穿了件新毛衣，红颜色的，头发烫得卷卷的，脸上还抹了粉。她坐在我沙发上，说：“桂芬，你也找一个吧。”
我说：“不找。”
她说：“你别犟。我跟你说，老孙这人不错，他有个老同事，姓周，也是一个人，退休金4000多，你要不要见见？”
我说：“不见。”
她说：“你咋这么犟呢？你才58，还有好几十年呢，你就这么一个人过？”
我说：“我习惯了。”
她说：“习惯啥？习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去医院？”
我说：“我去了医院，也不一定有人陪。找了伴，也不一定就有人陪。”
她看了我半天，说：“桂芬，你是不是还想着老赵？”
我没说话。
她说：“我知道你心里有老赵。可老赵走了，你得往前看。我不是让你忘了他，我是让你别把自己关起来。”
我说：“我没关起来。”
她说：“你就是关起来了。你天天上班、买菜、做饭、看电视，你跟谁说话？你跟老赵的照片说话。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眼圈红了。我说：“王姐，你别说了。”
她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桂芬，我不是逼你。我就是觉得，咱俩同岁，都是一样的人，我能过好，你也能。”
她走了以后，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老赵的照片，哭了半天。
其实我不是不想找。我是怕。我怕找了伴，过不到一块去。我怕人家儿女找上门来。我怕我儿子闺女不高兴。我怕街坊邻居笑话。我怕到最后，还是一个人。
可我又想，王姐找了，她不怕吗？老孙那闺女从北京回来，跟王姐见了一面，听说不太乐意。可王姐还是领了证。她说：“他闺女不乐意，那是他闺女的事。我跟老孙过，又不是跟他闺女过。”
李姐不找，她也不怕吗？她怕儿子不高兴，怕人家笑话，怕这怕那。可她一个人过，也没过好。
我呢？我夹在中间。我不找，可我也不踏实。我一个人过，可我天天看着对门热闹。
今天下午，我在楼下碰见李姐。她刚从超市回来，拎着两袋子菜，塑料袋勒手，她走一层歇一下。我帮她拎了一袋，送到4楼。她说：“桂芬，你听说没有，王秀兰跟老孙要去海南过冬了。”
我说：“啥时候走？”
她说：“下个月。老孙在海南有套房，是他闺女给买的。俩人要去住3个月。”
我说：“那挺好。”
她说：“好啥？人家去海南，咱俩在这冻着。人家有人陪着，咱俩自己拎菜。”
我说：“你要想去，你也去。”
她说：“我去啥？我连省都没出过。再说，我儿子下个月还要来拿钱。”
我没说话。她把菜拎进屋，我继续上楼。到了6楼，我开门进屋，把菜放下。屋里还是那么静。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老赵的照片，说：“老赵，你说，我是不是也该找个人？”
没人应我。
我拿起手机，翻到闺女的电话，想打，又放下了。我翻到儿子的电话，想打，又放下了。我翻来翻去，翻到最后，把手机放在桌上。
窗外天黑了。对门传来电视声，是王姐和老孙在看新闻。楼下传来炒菜声，是李姐在做晚饭。我坐在屋里，没开灯。
我想起老赵走的那天早上，我喊他吃饭，他没应声。我推他，他身子已经硬了。我坐在地上，哭都哭不出来。后来闺女来了，儿子来了，办丧事，送走老赵，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老赵的照片，说：“老赵，你放心，我能过好。”
可这3年，我过好了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对门王姐家老头天天来接，穿件白背心站楼下，王姐穿件睡裙就下去了。楼上李姐自己拎菜上楼，塑料袋勒手，俩人同岁，都是一个人过了3年。
我也是一个人过了3年。
王姐找了伴，李姐没找，我夹在中间。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我只知道，这日子还得过。明天早上，我还是6点起来，去公园走走，回来买菜，做饭，看电视，睡觉。王姐还是跟老孙一块过，下个月去海南。李姐还是上班、攒钱、被儿子气。
我们仨同岁，住一栋楼，都是一个人过了3年。可日子过成了三个样。
有时候我想，要是当初我答应了老刘，或者答应了老张的弟弟，现在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可我又想，答应了又咋样？说不定还不如现在。
老赵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桂芬，你以后要是碰见合适的，就找。别一个人熬。”
我说：“我不找。”
他说：“你别犟。”
我说：“我就不找。”
他笑了笑，没再说话。
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现在3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可有时候半夜醒了，听见对门有动静，我心里也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我还能一个人过多久。我也不知道，要是真找了，会不会比现在好。
我只知道，明天早上，我还是6点起来。对门王姐家老头还会来，穿件白背心站楼下。王姐还会穿件睡裙下去。楼上李姐还会自己拎菜上楼，塑料袋勒手。
我们仨同岁，都是一个人过了3年。
可这日子，到底该咋过，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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