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搭伙过日子的,白天各做各饭,晚上同屋不同床,我楼下那对68岁,上个月为一件睡衣翻了脸,谁劝都没用,我在这小区干了9年保洁
我在这小区干了九年保洁。
每天早上五点半到,先扫南门那条道,再拖三栋的电梯。楼道里有股味,说不上来,潮的,混着隔夜饭和猫砂。扫到六楼拐角,我总得站一会儿,喘口气,腰不行了。
楼下那对老两口,住二栋一楼,带个小院。
六十八,都六十八。老头姓赵,退休前在纺织厂看机器。老太太姓刘,以前在街道食堂帮厨。两个人搭伙过了快四十年,我眼看着他们从还能一块儿拎菜,走到现在白天各做各饭,晚上同屋不同床。
上个月为一件睡衣翻了脸。
睡衣。就一件睡衣。
刘姨在早市上花二十五买的,棉的,碎花,领口有点歪。赵叔说难看,说像医院发的。刘姨当场把睡衣扔在地上,用脚踩了两下。赵叔没吭声,进屋把门关了。
我那天正好在擦他们门口那截栏杆。听见里头“啪”一声,又听见刘姨骂了一句,骂的什么我没听清,就听见“四十年”三个字。
后来就谁也不理谁了。
儿子从外地打电话来劝,劝不动。闺女从城东赶过来,坐了一个下午,走的时候眼睛红的。没用。
到现在快一个月了。赵叔早上自己煮挂面,刘姨中午自己蒸米饭。一个用左边的灶,一个用右边的灶。
我扫地的时候从窗户瞟一眼,看见两张小桌,各摆各的碗。
我说不清这是个什么事。
我就是觉得,这小区里像他们这样的,不止一对。
三栋有个周姐,五十二,做家政的,给人家擦玻璃、做饭、接孩子。她男人在老家看孙子,一年过来住两个月。她自己在这边租了个单间,八平米,一个月八百。
她说她跟男人现在“就是搭个伴”。
搭个伴。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手里还攥着抹布。我那天在电梯里碰到她,她刚下工,鞋上一层灰,头发用夹子别着,别得有点歪。
“你不回去?”我问。
“回去干啥,回去也是各干各的。”她说,“他看他的孙子,我挣我的钱。过年一块儿吃顿饭,平时各过各的。”
电梯到了,她出去了。我看着电梯门关上,自己又上了两层,去倒垃圾。
我今年五十七。
我男人在老家,种着两亩地,养着十几只鸡。我在这边扫了九年地。一年回去两趟,清明一趟,过年一趟。平时打电话,说不了三句就挂。他问我吃了吗,我说吃了,他问钱够不够,我说够。
其实有时候不够。
但我不想说。
我扫的这个小区,一共六栋楼,四百多户。我九年扫下来,谁家几口人、谁家孩子上几年级、谁家老人住院,我大概都知道。
我发现一个事。
这小区里,五十岁往上的,好多都是“搭伙”过的。不是那种搭伙,是那种搭伙——白天各做各饭,晚上同屋不同床。
二栋五楼那家,老陈和他老婆,也是。老陈退休前是老师,老婆以前在商场卖衣服。现在一个在客厅看电视,一个在卧室看手机。饭是一块儿吃,但吃完各回各屋。老陈有时候在楼下抽烟,抽完了才上去。
我问他:“咋不上去?”
他说:“上面也没啥事。”
四栋有个吴姐,六十一,老伴走了三年,现在跟一个老头“搭伙”。老头姓孙,六十五,退休金四千多。吴姐没退休金,以前打零工,现在给孙老头做饭、洗衣、收拾屋子。两个人住一块儿,但钱是分开的。孙老头每月给吴姐一千五,算是生活费。
吴姐跟我说:“这买卖亏的。”
我说:“咋亏了?”
她说:“我伺候他,一个月一千五。我要是去给人家当保姆,管吃管住,一个月四千。你说亏不亏?”
我说:“那你咋不走?”
她不说话了。低头摘菜。摘的是芹菜,叶子一片一片揪下来,揪得特别慢。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也没再问。
我其实知道为什么。
她没地方去。她儿子在南方,一年到头不打电话。她老家房子塌了半边,没钱修。她这个年纪,去当保姆也没人要了。
孙老头再不好,好歹有个屋,有口热饭。
这就是搭伙。
不是感情,是算账。算来算去,发现一个人过更亏,就凑一块儿。
可凑一块儿,也不见得就赚了。
赵叔和刘姨,就是凑了四十年,最后为一件二十五块钱的睡衣翻了脸。
我有时候扫着扫着,会想起我跟我男人。
我们也是搭伙。
年轻的时候不是。年轻的时候也热乎过。他骑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我坐在后座上,手搂着他的腰。那时候他腰还细,现在不行了,啤酒肚起来了。
后来有了孩子,日子就变了。他出去打工,我在家带孩子。再后来孩子大了,我也出来了。他回老家种地,我在这边扫地。
一年见两回。
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
他跟我说地里的事,我听不懂。我跟他说小区里的事,他也没兴趣。晚上睡一张床,各睡各的,中间能再躺一个人。
有一年过年回去,他喝多了,跟我说了一句:“你在外面,别跟人跑了。”
我说:“我跑啥,我五十七了。”
他说:“那谁知道。”
我没理他。第二天照常做饭、洗碗、喂鸡。走的时候他给我装了一袋花生,说:“路上吃。”
那袋花生我吃了两个月。吃到最后几颗,有点潮了,我还是吃了。
说不出来。
就是说不出来。
我扫到这个小区第三年的时候,二栋那对老两口还一块儿买菜。赵叔拎着袋子,刘姨挑菜,两个人还拌嘴。刘姨说这个白菜好,赵叔说那个萝卜便宜。刘姨说你就知道便宜,赵叔说便宜咋了,便宜不能吃?
那时候他们还是一张桌吃饭。
后来赵叔退休了。退休金不多,三千出头。刘姨没退休金,以前在食堂帮厨,没交社保。赵叔退休以后,家里开销就靠那三千。
刘姨开始念叨。
念叨菜贵了,念叨药贵了,念叨儿子不寄钱,念叨闺女嫁得远。赵叔一开始还回两句,后来就不回了。再后来,两个人吃饭就分桌了。
我问过刘姨一次:“咋不一块儿吃?”
她说:“各吃各的,省得吵。”
我说:“吵啥?”
她说:“吵钱。他嫌我花得多,我嫌他抠。一块儿吃,吃着吃着就吵。分开吃,清静。”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韭菜,一根一根择,择得特别仔细。
我又问:“那你们晚上……”
她看了我一眼。
“各睡各的。他打呼噜,我睡不着。分屋睡,都好。”
我没再问。
其实我知道,打呼噜是假的。
就是不想在一块儿了。
可又离不开。
刘姨没地方去。她老家是农村的,地没了,房子也塌了。儿子在深圳,租的房子,一家人挤着,她去不了。闺女在城东,婆家地方小,也去不了。
她只能在这儿。
赵叔也一样。他要是离了刘姨,没人给他做饭、洗衣、收拾屋子。他三千退休金,请不起保姆。
两个人就这么耗着。
耗到上个月,为一件睡衣翻了脸。
那天我扫到他们门口,听见刘姨在里头哭。哭得不大声,就是抽抽搭搭的。赵叔在院子里坐着,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站在栏杆那儿擦了半天,其实那栏杆不脏。
我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走。
后来赵叔看见我了,说:“扫你的。”
我就走了。
第二天,刘姨把那件睡衣捡起来了。洗了,晾在院子里。我扫过的时候看了一眼,碎花的,领口确实有点歪。
后来那件睡衣就一直晾在那儿。
晾了三天。
第四天收了。
收了以后,两个人还是各做各饭。
我有时候想,那件睡衣到底是个啥。
二十五块钱。一件棉的,碎花的,领口有点歪的睡衣。
刘姨买它,可能是想穿给赵叔看。也可能就是图便宜。也可能是早市上看着好看。
赵叔说它难看。
一句话的事。
可这句话,把四十年的东西都翻出来了。
刘姨哭的不是睡衣。她哭的是这四十年。哭的是食堂帮厨没交社保,哭的是儿子不寄钱,哭的是闺女嫁得远,哭的是自己六十八了还得看人脸色。
赵叔抽的也不是烟。他抽的是三千退休金不够花,抽的是自己老了没本事,抽的是儿子不回来,抽的是这日子过得没意思。
可他们谁都不说。
就为一件睡衣。
我扫了九年地,扫出个道理。
这年头,搭伙过日子的,不是感情,是账。
算得清的,过下去了。算不清的,翻脸了。
赵叔和刘姨,算不清。
周姐和她男人,算得清。各挣各的,各花各的,过年一块儿吃顿饭,平时各过各的。谁也不欠谁。
吴姐和孙老头,也算得清。一个月一千五,管吃管住,伺候到死。吴姐说亏,但她认了。
我跟我男人,也算得清。他在家种地,我在这边扫地。一年见两回,平时不打电话。谁也不管谁。
可算得清,就是好吗?
我说不上来。
我有时候晚上回到自己租的屋,八平米,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个塑料盆。我坐在床上,手机翻来翻去,不知道看啥。
我想给我男人打个电话。
拨了号,又挂了。
我不知道说啥。
说今天扫了几层楼?说赵叔和刘姨翻脸了?说我腰疼?
他也不想听。
他可能也想给我打。拨了号,也挂了。
我们就这样。
搭伙。
我扫到这个小区第五年的时候,三栋搬来一户新的。
一对小年轻,三十出头,带个孩子。男的送外卖,女的在超市收银。两个人早出晚归,碰不着面。我早上扫楼道,看见女的匆匆忙忙送孩子去幼儿园。晚上扫楼道,看见男的拎着外卖箱回来。
有一回我听见他们在屋里吵。
女的喊:“你一个月挣几个钱?”
男的喊:“你挣几个钱?”
女的喊:“我挣得少,但我带孩子!”
男的喊:“我送外卖不累?”
后来没声了。
第二天,女的还是送孩子,男的还是送外卖。
我扫到他们门口,看见门缝里塞着一张缴费单。物业费,一千二。
我没动。
过了两天,那张单子还在。
又过了两天,还在。
后来有一天,单子没了。我不知道是交了,还是扔了。
这对小年轻,也是搭伙。
男的送外卖,一个月好的时候七八千,差的时候四五千。女的收银,一个月三千。房租两千五,孩子幼儿园一千五,吃喝拉撒两千。一个月下来,剩不了几个钱。
他们吵架,不是因为感情不好。是因为钱不够。
可他们离不了。
离了,孩子咋办?房租咋办?一个人扛得住?
扛不住。
就只能接着搭伙。
我有时候扫到他们门口,会站一会儿。听见里头孩子在哭,女的在哄,男的在打电话,说“马上到马上到”。
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我跟我男人也这样。那时候孩子在老家,我们在外面打工。他在工地,我在饭馆。一个月见一回,见了面也是吵架。吵钱,吵孩子,吵以后咋办。
后来吵累了,就不吵了。
不吵了,也不亲了。
就是搭伙。
我扫到第七年的时候,二栋那对老两口,赵叔和刘姨,开始分桌吃饭了。
我记得那天。我扫到他们门口,看见院子里摆了两张小桌。一张靠东,一张靠西。赵叔坐东边,刘姨坐西边。各吃各的。
我愣了一下。
刘姨看见我了,说:“扫你的。”
我就走了。
后来我跟周姐说起这个事。周姐说:“正常。我跟我男人也这样。回去过年,他坐这头,我坐那头。各吃各的。吃完他看电视,我刷手机。”
我说:“那你们还过啥?”
周姐说:“不过咋办?离了?五十二了,离了谁要?再说,也没啥大矛盾。就是没话说。”
没话说。
这三个字,比吵架还吓人。
吵架还有个响。没话说,就是死水。
我跟我男人也没话说。
打电话,说不了三句。他问吃了吗,我说吃了。他问钱够不够,我说够。他说那挂了吧,我说嗯。
挂了。
有时候我想多说两句。说说小区里的事,说说赵叔和刘姨,说说三栋那对小年轻。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他不想听。
我也不想说了。
我扫到第八年的时候,四栋的吴姐跟孙老头散了。
散的原因,是一笔账。
孙老头有个儿子,在外地。有一天儿子打电话来,说要买房,让孙老头凑十万。孙老头没那么多,就找吴姐商量。
吴姐说:“你儿子买房,跟我啥关系?”
孙老头说:“咱俩搭伙,你不该出点?”
吴姐说:“我一个月一千五,伺候你吃伺候你穿,我还出钱?”
孙老头说:“那你住我的房。”
吴姐说:“我住你的房,我给你做饭洗衣,这账咋算?”
两个人吵了一架。
后来孙老头儿子回来了,把孙老头接走了。吴姐又搬回自己那个塌了半边的老房子。
我碰见她的时候,她正拎着一个编织袋,里头装着锅碗瓢盆。
我说:“吴姐,搬了?”
她说:“搬了。”
我说:“咋办?”
她说:“撑着吧。”
撑着吧。
三个字。
我听着,心里头堵得慌。
吴姐六十一了。没退休金,没房子,没儿子管。她撑到哪天算哪天。
孙老头也一样。他儿子把他接走了,可儿子在城里租的房子,一家人挤着。孙老头去了,也是挤着。儿媳妇脸色不好看,他待不住。
过不了多久,他还得回来。
回来再找个人搭伙。
这圈子就这么转。
我扫到第九年的时候,就是今年。
赵叔和刘姨为一件睡衣翻了脸。
三栋那对小年轻还在吵。
周姐还在做家政,她男人还在老家看孙子。
吴姐搬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还在扫地。
每天早上五点半到,扫南门那条道,拖三栋的电梯。楼道里还是那股味,潮的,混着隔夜饭和猫砂。
我扫到六楼拐角,站一会儿,喘口气。
然后接着扫。
我有时候想,这搭伙过日子,到底是个啥。
年轻的时候,搭伙是为了过日子。两个人一块儿挣钱,一块儿养孩子,一块儿攒钱盖房。
老了老了,搭伙是为了活着。一个人活不下去,就找个人凑一块儿。你做饭,我洗衣。你出房,我出力。
可凑着凑着,就凑出账来了。
你出多了,我出少了。你花多了,我花少了。你儿子买房,我闺女嫁人。你退休金三千,我一分没有。
算来算去,算出一肚子气。
可气完了,还得接着搭。
因为一个人更活不下去。
我有时候想,这到底是谁的错。
是赵叔的错?他三千退休金,抠抠搜搜,舍不得给刘姨花。
是刘姨的错?她没交社保,没退休金,只能靠赵叔。
是周姐男人的错?他在老家看孙子,把周姐一个人扔在外头。
是吴姐的错?她伺候孙老头,一个月一千五,还嫌亏。
是谁的错?
我说不上来。
我就知道,这小区里,像他们这样的,不止一对。
我扫了九年地,扫出好多账。
赵叔的账:退休金三千,药费五百,水电两百,吃喝一千。剩三百。刘姨没退休金,买菜买衣服,全从这三百里出。不够。
刘姨的账:六十八了,没社保,没房子,没儿子管。她要是走了,去哪儿?她要是留下,就得看赵叔脸色。
周姐的账:做家政一个月四千,房租八百,吃喝一千,剩两千二。寄回老家一千,自己留一千二。她男人在老家种地,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剩不了多少。
吴姐的账:伺候孙老头,一个月一千五,管吃管住。她要是去当保姆,一个月四千。可她六十一了,没人要。她只能伺候孙老头。
三栋小年轻的账:男的送外卖,一个月六千。女的收银,一个月三千。房租两千五,孩子一千五,吃喝两千。剩三千。这三千,得攒着,得应急,得给孩子以后上学。攒不下来。
我自己的账:扫地一个月两千八。房租八百,吃喝一千,剩一千。寄回老家五百,自己留五百。我男人种地,一年挣三千。两个人加起来,一年剩不了多少。
这些账,算得清吗?
算得清。
可算清了,又能咋样?
赵叔不会因为算清了就对刘姨好。刘姨不会因为算清了就不哭。周姐不会因为算清了就回去。吴姐不会因为算清了就不伺候孙老头。三栋那小年轻不会因为算清了就不吵架。
账是账,日子是日子。
账算清了,日子还得糊里糊涂地过。
我有时候想,这搭伙过日子,是不是就是糊里糊涂。
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忍忍,我忍忍。忍到忍不了了,就翻脸。翻完了,还得接着忍。
赵叔和刘姨,为一件睡衣翻脸。翻完了,刘姨把睡衣捡起来洗了。赵叔还在院子里抽烟。两个人还是各做各饭。
可日子还得过。
赵叔不会做饭,刘姨不做,他就得饿着。刘姨没地方去,赵叔不让她住,她就得睡大街。
所以他们翻不了。
翻不了,就只能接着搭。
我扫到二栋门口的时候,有时候会看见赵叔坐在院子里。他不看我,我也不看他。我就扫我的地。
有一回,他忽然说了一句:“扫你的。”
我说:“嗯。”
他又说:“你说这人活着,有啥意思。”
我没吭声。
他又说:“四十年了。”
我说:“嗯。”
他说:“四十年了,为一件睡衣。”
我说:“嗯。”
他没再说话。我也没再说话。
我扫完那一截,就走了。
走出去几步,我听见他在后头咳嗽。咳得挺厉害,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我没回头。
我回了自己那间八平米的屋。
坐在床上,手机翻来翻去。
我想给我男人打个电话。
拨了号,又挂了。
我不知道说啥。
说赵叔和刘姨为一件睡衣翻脸了?说吴姐搬走了?说三栋那小年轻还在吵?
他不想听。
可我忽然特别想跟他说句话。
我又拨了号。
这回通了。
他接了。
“喂?”
我说:“是我。”
他说:“咋了?”
我说:“没咋。”
他说:“哦。”
我说:“你吃了吗?”
他说:“吃了。”
我说:“吃的啥?”
他说:“面条。”
我说:“哦。”
他说:“你吃了吗?”
我说:“吃了。”
他说:“吃的啥?”
我说:“米饭。”
他说:“哦。”
然后就没话了。
我拿着手机,听着里头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他说:“挂了吧。”
我说:“嗯。”
挂了。
我坐在床上,坐了很久。
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他骑自行车带我去赶集。我坐在后座上,手搂着他的腰。那时候他腰还细,现在不行了。
那时候我们没账。
现在全是账。
我扫到这个月,赵叔和刘姨还是各做各饭。
三栋那小年轻还在吵。
周姐还在做家政。
吴姐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还在扫地。
今天早上扫到二栋门口,看见刘姨在院子里晾衣服。那件碎花睡衣也晾着,洗得发白了。
赵叔坐在屋里,看电视。
两个人隔着窗户,一个在院子里,一个在屋里。
谁也没看谁。
我扫完那一截,站了一会儿。
刘姨看见我了,说:“扫你的。”
我就走了。
走到拐角,我停下来。
我想起我妈。
我妈走的那年,我爸六十八。我妈走了以后,我爸一个人过了三年。他不会做饭,天天吃挂面。后来我回去,给他做了一顿饭。他吃着吃着,忽然哭了。
他说:“你妈在的时候,我老嫌她做饭咸。”
他说:“现在没人做了。”
我爸走的时候,七十一。
他走的那天,我在外地。没赶上。
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棺材里了。我摸了摸他的手,凉的。
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
“现在没人做了。”
我站在楼道里,站了半天。
然后接着扫地。
我扫了九年地。
扫出好多账。
可这些账,算来算去,算不出个结果。
赵叔和刘姨,四十年了,为一件睡衣翻了脸。
周姐和她男人,各过各的,一年见两回。
吴姐和孙老头,散了。
三栋那小年轻,还在吵。
我跟我男人,一年见两回,打电话说不了三句。
这搭伙过日子,到底是啥。
我说不上来。
我就知道,这小区里,像他们这样的,不止一对。
我扫到六楼拐角,站一会儿,喘口气。
然后接着扫。
今天扫到二栋门口的时候,赵叔忽然叫住我。
他说:“你等一下。”
我站住了。
他进屋,拿了一件东西出来。
是一件睡衣。碎花的,领口有点歪。
他说:“你帮我扔了。”
我没接。
我说:“刘姨的?”
他说:“她的。”
我说:“你咋不自己扔?”
他说:“我不想扔。”
我说:“那你让我扔?”
他说:“你扔了她不知道。”
我看着他。
他低着头,手里攥着那件睡衣。攥得挺紧。
我说:“我不扔。”
他说:“为啥?”
我说:“你俩的事,我不掺和。”
他没说话。
站了一会儿,他把睡衣拿回去了。
我走了。
走出去几步,我听见他在后头说了一句:“这日子,没意思。”
我没回头。
我回了自己那间屋。
坐在床上。
手机翻来翻去。
我想给我男人打个电话。
拨了号。
又挂了。
我打了几个字。
“你吃了吗。”
又删了。
我又打了几个字。
“我挺好。”
又删了。
我把手机放下。
坐在床上,坐了很久。
窗外有风,吹得晾衣绳上的衣服晃来晃去。
我想起赵叔攥着那件睡衣的手。
想起刘姨在院子里晾衣服。
想起周姐在电梯里说“搭个伴”。
想起吴姐拎着编织袋说“撑着吧”。
想起三栋那小年轻在屋里吵。
想起我爸说“现在没人做了”。
我坐在床上。
坐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手机。
给我男人发了一条。
“你吃了吗。”
发完了,我把手机扣在床上。
没看。
过了几分钟,手机震了一下。
我没看。
又震了一下。
我还是没看。
我站起来,去烧水。
水开了,我泡了碗面。
坐在床上吃。
吃着吃着,手机又震了一下。
我放下筷子,拿起手机。
他回了。
“吃了。你呢。”
我打了几个字。
“吃了。面。”
他回:“哦。”
我打了几个字。
“你那边冷吗。”
他回:“冷。你那边呢。”
我打:“也冷。”
他回:“多穿点。”
我打:“嗯。”
他回:“那挂了吧。”
我打:“嗯。”
我把手机放下。
接着吃面。
面有点坨了。
我还是吃了。
吃完,我洗了碗。
坐在床上。
窗外黑了。
我扫了九年地。
明天还得扫。
二栋那对老两口,还在各做各饭。
三栋那小年轻,还在吵。
周姐还在做家政。
吴姐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还在扫地。
这搭伙过日子,到底是啥。
我说不上来。
我就知道,日子还得过。
撑着吧。
我关了灯。
躺下。
手机又震了一下。
我没看。
翻了个身。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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