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已经进入关键阶段,8位候选人名单确定,5名女性候选人对阵3名男性候选人,性别结构带来的讨论贯穿整轮选举进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公开支持女性出任这一职位,古特雷斯也在同一会场完成任期内最后一场联大演讲。

安理会已经完成三轮意向性投票,投票全程闭门进行,不会对外公布完整票数,只会把意向结果传递给候选人所属国家。意向投票分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三类选项,候选人想要拿到安理会推荐,至少收获9张鼓励票,同时五个常任理事国没有任何一张劝阻票。这套门槛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联大投票环节,不只是依靠会员国的广泛好感,还要取得五常的认可。

本轮参选名单出现5女3男的配比,为什么性别议题会被单独拎出来,成为本届遴选最受关注的话题?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历任秘书长全部为男性,岗位设置的初衷包含全球代表性,性别层面长期存在明显缺口。

联大此前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提名女性候选人,本届提名结果兑现这份倡议,女性候选人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桑切斯在联大的发言,正是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推动,他认为一个覆盖全人类的国际组织,应当迎来首位女性秘书长。桑切斯同时把地区属性叠加进来,提出拉美女性适合接手这份工作。

桑切斯把性别和区域两个条件合并,等于直接缩小候选范围,优先锁定来自拉美的女性候选人。这种提法会得到拉美国家支持,但其他区域国家未必认同,非洲国家会提出属于自身的人选诉求,五常也会根据自身利益调整判断。

性别标签只能提升候选人的关注度,无法直接满足安理会投票硬性标准。不少女性候选人在前面几轮意向投票拿到不错的鼓励票数,但劝阻票同样存在。只要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出劝阻票,候选人就会被挡在推荐名单之外。性别优势无法抵消大国分歧带来的否决权限,女性候选人想要突围,必须拿到五常全部放行,这一关才是整个遴选流程最大的阻碍。

再看古特雷斯的告别演讲,他在演讲中区分两种多极化路径。一种是碎片化状态,各国竞争加剧,国际合作收缩;另一种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在国际法框架下保持相互联系。古特雷斯倾向推动后者,他提醒各国领导人,现有多边机制已经很难单独处理全球危机。他任职十年,经历多场地区冲突,安理会多次因为立场对立无法形成有效决议,联合国在资金、行动权限上持续受限。他的判断,直接定义下一任秘书长要面对的工作环境。

新的秘书长上任之后,会持续面对安理会决策受阻的问题。冲突发生时,常任理事国立场差异,决议很难落地,联合国只能依靠人道援助、外交斡旋开展工作,没有强制执行力。财政层面,多个国家拖欠会费,联合国项目预算长期紧张,人员和物资调配持续承压。气候议题、人工智能监管,都需要大量国家协调行动,任何大国拒绝配合,相关方案推进速度就会大幅放缓。

很多人会默认,秘书长可以依靠个人影响力推动全球事务,这种认知高估岗位本身拥有的权限。秘书长更多是协调者,不掌握军队,没有征税权,权力来自会员国愿意给予的配合。会员国之间分歧越大,秘书长能够施展的空间就越小。古特雷斯的任期,让外界看清这份岗位的边界,新上任者也无法突破这套框架。

联合国大会可以讨论改革方向,但改革方案的通过,仍然需要安理会五常同意。安理会席位分配、否决权调整,多年讨论没有实质进展。即便新任秘书长有心推动制度调整,也很难快速拿到全部大国的统一意见。这就意味着,未来五年,联合国的基本权力架构不会发生改变,新秘书长只能在现有框架内开展协调工作。

本轮选举出现5女3男的候选人格局,会带动全球舆论持续关注性别议题,但投票的主要考虑,依然是候选人对大国诉求的适配度。拉美国家希望保住轮动机会,非洲国家不会完全放弃竞争,五常会评估候选人在热点冲突、核不扩散、经贸议题上的立场。性别、地域只是附加次要因素,不会成为安理会筛选人选的决定性指标。

还有一个变量不能忽略,后续意向投票,候选人名单可能继续出现变动。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已经退出竞选,剩下候选人还会在多轮投票之后逐步淘汰。越到后期,投票会单独区分常任理事国选票,确认五常的态度。这个阶段,各国私下外交活动会更加密集,不少国家会开展双边会谈,交换对候选人的看法。

部分舆论认为,只要选出女性秘书长,联合国就会迎来明显改变,这种判断忽略岗位权限的约束。无论最终当选者性别如何,都需要在现有权力框架内协调各国,大国分歧带来的僵局,不会随人事更替直接消除。人事更换只能带来表达风格的变化,不会立刻解决安理会决策困难、经费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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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可重点观察接下来两轮意向投票的结果,看热门候选人“劝阻票”的变化。只要热门人选身上仍保留五常的劝阻票,遴选流程就会继续拉长。待安理会确定推荐人选后,联大投票环节还将呈现各国的立场表达。整个选举周期结束、新人选走马上任,全球治理的基本矛盾依旧会留在桌面上,等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