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5年8月，元朝终于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
这场迟到了几百年的考试，最终只录取了56名进士要知道，宋朝一次科举少则录取三四百人，多的时候上千人。
这个录取比例听起来荒唐，但更荒唐的是背后的分配规则。
全国90%以上人口的汉人和南人，只能分到一半名额。
25个蒙古人，25个色目人，50个汉人和南人这就是元朝给出的答案。
一个蒙古考生的录取概率，是汉人考生的几十倍。
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运行了七百多年。
隋朝创立，唐朝发展，到宋朝时已经成为最主要的选官途径。
可蒙古人入主中原后，这套制度直接停摆了78年。
1237年，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搞过一次大规模考试，录取了4020人。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少，但这场考试的真实目的不是选拔官员，而是划分户籍考中的人被定为儒户，免除赋税和徭役。
说白了，这是一次变相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跟真正的科举考试完全是两码事。
此后几十年，科举彻底消失。
贵由和蒙哥统治时期，因为排斥汉文化，连这种形式上的考试都不再举行。
忽必烈上台后，情况稍有改观。
1267年，大臣王鹗提出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
忽必烈让中书省讨论，1274年下诏推行科举，1275年颁布贡举条例。
太子真金还制定了蒙古、汉人分设进士科的方案。
但这些诏令和条例，最终全部停留在纸面上。
阻力来自两个方向。
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反对最直接他们的汉文化水平远不如汉人，一旦开科取士，大量汉人进入朝堂，必然冲击既有的权力格局。
1284年，大臣和礼霍孙再次请求开科举，依然没有结果。
另一股阻力来自汉人内部。
忽必烈的重要幕僚许衡、姚枢、窦默等人，都是理学家。
他们认为唐宋科举重视词赋，录取的都是些浮华虚诞、不切实用的文人，有文学能力但缺乏政治才干。
忽必烈本人也务实，不喜欢空有文采的才子，更看重实干能力。
在这种氛围下，科举制度始终无法真正启动。
转机出现在元仁宗时期。
1314年，科举制度正式恢复。
元仁宗在诏书中说得很清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辞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
这句话定下了元朝科举的基调不考华丽文章，考经义和实务。
考试内容分成两套标准。
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第一场明经，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答案要按照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第二场策论，针对政务发表观点，五百字以内。
汉人、南人考三场，前两场跟蒙古人一样，多出来的第三场考文学能力，写赋、诗之类，策论要求则是一千字以内。
表面看只是多考一场，实际上是把汉人最擅长的文学能力单独拎出来，降低了它在整体考试中的权重。
考试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仿照宋朝体制。
乡试录取300人，会试录取100人。
但这100人的分配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荒唐比例四个族群各占25人。
这个制度的结果是，汉人学子皓首穷经，不免有不遇时之叹。
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科举几乎等于不存在。
更糟糕的是，1336年和1339年，因为丞相伯颜专权，科举又停办了两次。
元朝统治不到一百年，真正举行科举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几十年，总共录取的进士不过一千多人。
但这套看起来可有可无的制度，却在三个方面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文化上的。
因为开科取士，一些蒙古人、色目人开始认真学习汉语汉字，研读儒家经典和诗词歌赋。
萨都剌是回族人，诗词写得极好，被后人称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
贯云石是色目人，成了元曲的重要作家。
这批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
第二个影响更深远元朝科举彻底改变了考试内容的方向。
从唐朝到宋朝，科举一直以诗赋取士，文学能力是核心。
元朝开始，诗赋被降到次要位置，经义成了主要考察内容。
策论要求以经史时务，欲其经济斯世，发为有用之学，强调的是实际政务能力。
这个变化一直延续到明清，再也没有改回去。
第三个影响是思想控制。
元朝科举把程朱理学确立为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
考生回答问题，必须依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其他理学家的著作，不能自由发挥。
这套模式被明清两朝完整继承，程朱理学从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
思想的统一带来了政治稳定，但也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空间。
元朝科举录取的人数少得可怜，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几乎没有实质影响。
但它确立的考试内容、评判标准和思想框架，却塑造了此后五百多年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那些在元朝科举中落榜的汉人学子，大概想不到自己参加的这场不公平考试，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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