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出海这个话题，备受大众关注。那么，中资出海要面对什么，要准备什么？
在东方卫视9月2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常年从事“一带一路”中资出海服务研究的研究者刘哲先生，共同探讨中企出海的机遇与挑战。
《这就是中国》第350期
刘哲：
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一下中资出海的一些问题，也是这些年在第一线的时候一些感受。今天这个题目《中资出海的文化自信与尊重》，是我这些年在学习研究印尼的材料、在中资出海第一线工作，以及和过去一些项目朋友们聊天时，反复在心里面打转的一句话。
有人问我，说你看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修高铁、建工厂、卖车、铺5G，跟10年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想了想，最大的区别可能还真不是技术，也不是投资能力，是我们开始学会了“腰杆是挺的，人是入乡随俗的”。
就是说，技术我有，投资能力我也有，但我愿不愿意先坐下来问一句：你们这里，开斋节放几天假？你们这里车是左舵的还是右舵的？你们这里电车减税，国产化率要达到多少？
这个话题有点绕，我拆开讲。“文明型国家”的出海，不该带教案，带的是工具。但早些年，中资出海并不是这样。二零零几年那一波，包括十几年前那一波，很多老板兜里揣着“国内工期第一、效率第一、甲方是大爷”的这种打法出去，结果到东南亚、到非洲、到拉美，磕得鼻青脸肿的并不少。并不是技术不行，是没有学会入乡。
习总书记那句“入其国者从其俗”，是给中资出海定的调。习总书记这几年关于“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有几段话，我是反复在看和研读的。第一句就是今年3月份，他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引用的那句话，“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走出去的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诚实经营，履行社会责任。
另一句是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谈“一带一路”时，习总书记指出，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还有那句大家熟知的，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所以，“入其国者从其俗”是一个轻的入口，而好名声、好口碑才是重的底线。一轻一重，其实是把尊重从道德提倡拉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你只赚钱，不懂得交朋友，即便账面赢了，那也是输了战略。
在我脑海中，印尼的两个镜头印象深刻，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我们先说软的镜头。第一个镜头是雅万高铁，维为老师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雅加达到万隆，原来开车的话需要晃晃悠悠三个小时。大家知道印尼的基建情况，并不像我们现在基建条件这样好。但是，雅万高铁通车后，从雅加达到万隆只需要40分钟。这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铁，也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海外落地的第一个案例。
有一个软细节非常打动我的。听说印尼本地的一个歌手写了一首《雅万之歌》，里头有一句是“从郑和商船到雅万高铁，中国是我们的老朋友”。六百多年前，郑和的船队停在三宝垄，没有占一块地，没有带来殖民、掠夺，它带来的是友好、农耕技术和贸易。六百年后，雅万高铁通了，印尼人自己会把这两件事串成歌。你不用喊中国制造惊艳东南亚、中国高铁享誉东南亚，当地老百姓自己会把它变成歌曲去传唱。
这是2022年11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主会场拍摄的五菱新能源车。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第二个镜头，是一个硬核的镜头，就是五菱在印尼西爪哇的工厂。五菱是最早去印尼建厂的中国车企，2017年投产，总投资大概7亿美元，年产能12万辆。当时带了十几家供应商一起“抱团”去，主机厂加零部件园区一块儿建，这就是汽车全产业链走出去的印尼模式。
有几个数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挺能说明问题的。五菱印尼工厂的本地化率超过60%，本土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比例超过75%。工厂一千多号人里面，有95%是当地人。五菱前后给当地创造了一万多个就业岗位，还跟本地的大学合建了东盟新能源研究院，参与印尼新能源标准的制定。
最有意思的也是这层，五菱某款车型的安全设计被纳入到《东盟新能源汽车技术规范》，这是中国车企第一次在国际新能源汽车标准里占主导。2022年在G20巴厘岛峰会上，印尼政府也指定了300台五菱的这款车型当官方用车。车身上那句“印度尼西亚制造”，配着当地巴迪克传统纹样的涂装，非常抢眼。
你看，这三件事儿叠加在一起，本地员工95%，本土高管75%，中国车企首次把安全标准写进东盟规范，G20官方用车，它讲的已经不是我去印尼卖车，而是我去印尼陪你们把新能源这条路铺起来，连标准我都帮你一起去制定。
其实，自信和尊重不是两头，而是一回事儿。很多人容易把这俩搞对立。一说到自信，就说你看，我有好东西，我凭什么迁就你们？一说到尊重，又怕变成低声下气地去迎合。但是在印尼，经历多了，你就会发现，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儿。真正的文化自信，是你不必证明自己有多厉害。上任印尼总统佐科那一句——佩服上汽通用五菱，你们一个不会说印尼话的外资企业敢投这么大——这是在夸你，而不是在损你。
维为老师经常讲，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没见过的规模和形态。我特别认同，但我想补半句：“文明型国家”出海规模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底气越足，就越要入乡随俗。文化自信，不只是拿着教案去分享，而是拎着工具去帮忙、去赋能，还愿意静下心来问他一句：你们这边，右舵还是左舵？
圆桌讨论
何婕：刘哲先生从常年从事“一带一路”出海企业服务，包括自己实践的角度，来谈“文明型国家”的企业出海观察点在哪里。这个特别要紧，您点出了“文明型国家”的企业，它跟一般企业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说中资出海的时候，往往觉得那都是大企业，其实出海企业里头有好多是体量小一点的中小企业，还有很多民营企业等等。这样把图谱给补全了，不光大企业出海，中小企业也会出海。所以在出海面前，面临的挑战是很多的。
刘哲：我们在国内是做产业园区开发的，后来响应“一带一路”号召，我们走出去。走出去之后，忽然发现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经过两三年具体地深入当地、融入当地的考察，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坑”。
我们本来想着去做产业园区开发，因为现在中国企业往东南亚走，特别是出海去落产能，这个需求是很旺盛的。本来想的是做我们中资自己的园区，来适配中国企业“走出去”，但后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自己多积累经验。所以在当地扎下来之后，为中资企业出海做一系列服务。
张维为：首先，我觉得像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其崛起的规模、广度、深度，带来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所以到这么一个阶段，中国企业出海大潮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企业出海已经经过了好几波了。最初是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商贩出去的，还不能算是企业出去，赚快钱。逐步越来越规范，到“一带一路”的时候，起初国企打头，着重基建，建港口、建码头、建道路，到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是民营企业为主在推进。这些都是一波一波的变化。
何婕：刚才您说文明型国家的企业出海，首先规模就放在这，很大，有大体量的，有小体量的，里面可能遇到的挑战也挺多。但是现在越来越有经验，通常来说，一家企业如果现在想要出海，提前得做多少年的对目标国、在地国的了解工作，才能够做好相关的准备了？
刘哲：这些年在出海服务的第一线工作，出海企业在出海前，一定要自己先做足功课。其实有几句话，我并不那么认同。第一句叫作“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降维打击”。出海工作做得多了，就会越来越客观和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出海，更多的是企业自己能力的沉淀、综合的研判，对未来产能和市场的综合研判做出的一个决定。
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值得商榷的，现在动不动就讲“不出海就出局”。
何婕：好像出海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而不是一种主动的。
刘哲：是的。我觉得，出海是企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决定。这里面有很多地缘政治原因，包括美国关税等等。但是我要出海，而并不是有人逼着你必须出海。如果我在国内市场做得非常好，是向上的趋势，那出海并不是你的必选项，它是一个充分非必要、而不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何婕：刘哲先生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告诉大家其实企业出海之前，是要做很多很充分准备的，不管是你的主观意愿，还是客观准备，都得做充分才能出海。
张维为：过去我们讲东亚模式，它有一个特点，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然后逐步把产业转移到“四小龙”，然后“四小龙”逐步把它转移到中国内地，这个叫作“雁阵模型”。
实际上，在中国文明型国家内部，它也是一个“雁阵模型”，东部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这个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中西部还有大量的机遇，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讲大家都在出海，所以我也要出海。我觉得企业做大之后，你的选择余地会非常多，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东南亚、中亚其他国家等等都可以考虑。
何婕：一方面，企业可以面对一些选择；还有一方面，既然你选择了出海，那你怎么把出海这件事做好，其实背后有大文章，不是说我带着我的品牌、我的产业出去就一定会成功。
刘哲：是的，这是我刚才想补充的一句，中资企业出海一定要摒弃掉“降维打击”这四个字。我经常会听到企业家会讲，如果你抱着一个思维“我是降维打击”，这里面难免是居高者临下的态度：我在中国国内那样卷的市场都生存下来了，我来你这“玩”，一定会“玩”得得心应手。但并不是这样。
何婕：某种程度，你换了一个市场，换了一片土地，是一种从头再来，很多新的东西是要从头学起，你的生产流程、模式，可能要重新锻造过。
刘哲：对，出海一定是企业家和企业的二次创业。
何婕：刚才刘哲先生说到一个观点，中国企业出海不向西方学。所以“文明型国家”的企业出海的范式跟西方的范式有什么不一样？
张维为：我觉得前面提到总书记的话，入乡随俗，“亲、诚、惠、容”等。“一带一路”。我们讲“五通”，其中重要的是民心相通，这一点真的要贯彻进去。
这很能体现中国的文化自信，你尊重别人，也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而且我们这个传统是一以贯之的，贯彻到今天，一点都没有变。像非洲国家领导人来中国，再小的国家我们都要平等接待，你是总统就是欢迎总统的仪式，他们往往很感动。
我们不久前去塞尔维亚，武契奇总统还见了我们，一起共进早餐，你看的出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友谊。你去比较，习主席是怎么见他的？单独的会谈，亲切的握手。美国领导人是怎么见的？
何婕：那张照片太屈辱了，一张小板凳。
张维为：我讲个故事，我那时候在外交部工作，陪当时的副外长刘述卿去不丹进行边界谈判。不丹给我们代表团一栋小楼，大家都住在那，离开不丹的时候，刘部长跟每个服务员都握手，感谢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细节，一些服务员眼泪都掉下来，说中国一个贵人来了，跟他们每个人都握手，非常感动。新中国的外交风格一直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企业也应该这样。
何婕：刚才您说了企业出海要熟悉、了解当地，一般来说需要了解当地的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政治、法条、风土人情，您得跟他们讲多少东西？
刘哲：我们换位思考，就跟创业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海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二次创业，而且又是跨国别的，我们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宗教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商业准则环境之前，需要研判的东西太多了。
首先，比如当地的成本结构。我们现在正在给企业做选址工作，真的是想让中国企业少走弯路。很多人单独只看地价，国外的开发模式跟我们的开发模式不一样。咱们国家的产业园区开发，政府早都做好了，像“三通一平”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做好了，等您来拎包入住。政府考虑的是一个长远的东西，未来的税收、产业链配套，它不是一种看短期利益的行为。
但是国外很多产业园区，因为里面会涉及到土地是私有制的，不是像我们土地公有制，很多产业园区的业主方是财团，财团可能就想着怎么把地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产业园区竞争很激烈，服务也就跟上来了，基础设施的配套先行等等。但在国外产业园区，可能单纯只是想把地卖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你单纯只看地价，没有打入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综合商业服务配套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跌坑了。这就是我讲的一系列研判。
何婕：这还是从成本上算的账，剩下的还有比如周边环境，政治气候，是不是也都得了解？
刘哲：甚至我们要考虑到一些政治变量，当地政权未来不可预知的因素，是否要把它算到我的经济模型里面作为一个参数去考量。包括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与尊重，当地的人文环境、宗教环境等等，是最起码的尊重。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们这里开斋节要放几天假，还有很多宗教禁忌，都是要注意的。
资料图：越南北部北江省越安县光州的工业园区。
张维为：我们国人被国家保护得太好了，你有时候出去之后，忘记了很多应该注意的事项。比方说，为什么老外到中国来这么惊讶，他看到你们可以这样随时拿手机拍照，在很多国家是不行的，因为很多地方都有抢手机的行为。
我们说实事求是，了解对方的情况，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这和尊重不尊重没有关系，这是实事求是，否则要栽跟头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许多国家总有一批人对中国非常敌视，如一些非政府组织、一些媒体都被西方彻底洗脑，认为中国来要掠夺他们，西方媒体就这样宣传的。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应对？
当你突然出现一个事故，一个工人由于种种原因受伤了，媒体就宣传了，你怎么办？这种危机意识是要有的，这种细节你了解得越多越好，最后变得非常自然，到一个地方就是入乡随俗，了解当地环境，尽可能客观地了解。
何婕：其实需要了解的部分，我们能够想象的是政治环境、法律规定、风土人情，具体到真正的企业要出海、要落地，细节还有很多很多。现在随着出海企业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多，提供这个平台桥梁服务的部门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方面的经验好了很多？
刘哲：是的，我发现这些年，以上海举例，浦东是中国第一个发布出海行动纲领的，也成立了第一家出海做赋能的民办非企业机构，而且是在官方指导下做的。我们要以出海的产能作为跳板，去国别地去开发新兴市场，或者以那个市场为跳板，推进全球供应链重组也好，或者是开发新兴市场也好。
何婕：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个体的行为。
刘哲：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必然逻辑。拿印尼举例，它被殖民了将近四百年，给当地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但我们是没有的。前段时间《给阿嬷的情书》火了，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下南洋，一两百年前是被生活所迫，现在下南洋是在“一带一路”的基础之上。
有时候我就想把它变成一个口语化的东西，国家推“一带一路”到底为了啥？是为了跟“一带一路”国家去共情。我们要做生意，就要先交朋友，我们有共同的美好回忆。再到今天来讲，为我们成为好兄弟去做交易、互通往来、互相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和一个叙事的回忆体系。我觉得这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之一。
何婕： “一带一路”中资出海，不光是一种硬联通、产业联通、基础设施联通，非常重要的还是一种软联通、心的联通、感情的联通，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彼此了解，这应该是我们中资出海大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刘老师提到这一点很好，它涉及我们最高层、我们中央政府的超前战略布局。因为“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关口，当时美国在2010年左右提出“重返亚太”，要从东部来“围剿”我们，我们说我们就往西走。也就是说，我们早就布局新的经济增长点，万一东面受到很多“围剿”的时候，我们西部就成为新的增长点，现在这一点做到了，非常之重要。
何婕：把企业的战略布局跟国家的战略布局同频共振，协调起来。但对企业来说，它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因为你要出海，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投资、要在那扎根，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就是“文明型国家”企业出海时，要准备的内容。
讨论一个最近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因为那么多中资企业出海，有很多在当地也做得很好，但是可能它关乎的领域是比较关键敏感的，港口、码头，包括稀土产业等等。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听说，中资在一些国家遭受极其不公平的待遇。听一下您的观点，我们这些企业、大体量的企业，在出海之前还应该做点什么准备？
刘哲：其实这是一个很系统化的问题，展开讲的话非常复杂，这里面要有一个视角转换。当然像您刚才讲的，出海之前我们要做很多综合研判，比如地缘政治里面潜在的风险，比如出海国别地有可能出现的政治周期，这些东西是在研判前提之下，包括你的合同怎么去签好。因为我们越来越从当时的硬闯、硬干，我有技术、有投资能力，慢慢看到了很多案例，大家在反思、总结经验，一开始这些合同怎么个签法，因为这有可能成为你后期平等沟通无效之后，反制的一种有力保障，在这方面中资企业的经验越来越丰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另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站在对方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到了尊重。这种尊重，是让别人认为你不是来收割我的，你是想过来给我赋能的，我们共同得到好的发展，不要为后期的矛盾埋下一些伏笔。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前两个月，国务院刚颁布实施了最新的境外投资法案，这是出海的一个新政策。我们自己就讲，中资出海如果合法合规，该对外直接投资备案的去备案，只要是通过正常路径出海，就在被保护的范畴。
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不断在优化完善，未来出现问题的时候，国家才有可能在符合国际法、符合我们自己和所在国法律的框架之下去对等谈判、或反制。规则是很重要的。
张维为：这次我非常荣幸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中有一个协议我看挺有意思，就是全球多家律师事务所建立了一个AI产权保护的联盟，签了一个备忘录。大家出海会遇到大量的涉及法律的问题。
提问环节
观众1：老师好，中资企业要入乡随俗，但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有哪些文化差异是共通的？有哪些低成本路径，可以兼顾文化表达与本地文化尊重？
刘哲：其实这些年看中资出海的案例，就会发现不管你到哪个国家，中东也好，东南亚也好，确实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结合我们自己发展过来的一些特点。
比如第一个，语言。我们在跟其他国家做交流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是很含蓄的，比如说中文里面会有“原则上讲怎样”，不会把话说死，留有余地，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底色。但西方或者说国外很多地方是“打直球”、不管是出海到哪里，预言可能是一个共性问题，这个需要我们注意。
再有一个，在时间管理上。像东南亚可能也受西方影响，因为原来是殖民地，在时间管理上，我们有的时候是比较柔性的，不会设那么严苛的截止时间。举个例子，张老师说咱们下周一要见面交流一件事情，我们一开始说好了，但可能临时有别的事情了就改个时间。但在出海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不管你有什么事，这个事我们定好了，我很难理解说你为了别的一个更重要的事而改变这个约定，他会认为这是不尊重他，也会认为你临时约我也是不尊重。
所以语言、时间管理、契约精神，这里面会有很多共性。
但在解决方案上面，我觉得中资企业“走出去”，一定不是原来在国内的这套中国人管中国人，一定是要寻找当地的“文化翻译官”。我们要勇于去聘请当地人做二把手，甚至说人力资源总监、企业高层，让他作为两种文化的桥梁。
我就讲一个故事，像维为老师刚才讲，我们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开始出海，在这个领域，有时候该虚心学习的就要虚心去学习。我们看西方国家企业出海，怎么做到自信和尊重。比如中国有很多企业出海到东南亚，过来之后就要花重金请翻译，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形成很长时间的交流和深厚的感情，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很多误会。很多失败的案例，都是你看不上的一些小事导致整个事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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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2：各位老师们好，今天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中，会有一些企业刻意淡化自己的中国企业身份，甚至给自己贴上其他国家的标签来获取在当地更高的认可度。老师们对这个现象是如何看待的？
张维为：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要以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合规地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采用人家更能够接受的方式。一个简单的例子，TikTok就没有把抖音直接翻成douyin，这个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不要从完全的民族主义角度说你应该坚持中国名字，这也是入乡随俗一部分。TikTok谁都可以发音，然后就传出这么好的效果，实际上是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荣誉或者其他方面的利益。但现在更多的情况是中国企业越来越自信，中国企业的品牌在迅速崛起，如华为，比亚迪、大疆等，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
何婕：有的企业可能是为了更快地融入当地，实现在地化，而淡化了某些元素的呈现，像这样的情况多吗，在企业出海的时候？
刘哲：还是不少的。
何婕：就效果上，怎么来评判？
刘哲：我觉得它是个阶段性问题，我的观点还是短期来看可以理解，但中远期不可接受，甚至说是一种短视行为。
因为从短期来看，受制于现在的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的一些大形势，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就是有生产能力、有这个技术，我就是想去“卖全球”，受制于很多掣肘，无奈去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我们说一个极端的情况，当所有中国企业都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中国品牌、中国制造永远不能完成一个从低价到可信的过程，到最后毁的是中国品牌。
或者我们把它变通一下，短期内是我们的经验结合国别地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大环境，做出了一些决定；在中远期慢慢去调整，因为先生存下来，然后活得更好，再去做调整，是一个不断辩证往前发展的事情。
观众3：各位老师好，今天我想问的问题是：尊重是相互的，但美西方总是用国家安全的“大棒”来冻结中企资产，制约国家安全。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我们的中国自信该如何呢？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的定义就是“一个悠久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这个现代性很重要，现代性就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大国就是大国的样子。我们尊重别人，但如果有人要羞辱中国企业，对不起，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就要采取什么措施。
刘哲：我们现在处于很特殊的国际环境之下，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直到未来可能有一个节点，这些问题就不攻自破了。
因为当下非常剧烈博弈的国际环境之下，一方面靠我们自身法律的完善，因为反制的时候一定是以法治优先；你不是给我讲法律吗？我就给你讲法律。既要更深地去融入国际法体系，包括尊重他国法律，也要优化我们自己的法律。
另一方面，我觉得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当我法律反制也无效的前提之下，最坏的是什么？脱钩。但是当我们自身的成长，你在尊重当地市场，非常严谨地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一步一个脚印深入融合当地，甚至说跟当地的合作伙伴们融入得很深时，脱钩不是那么容易的。
何婕：而那个时候，对方要开始掂量这个代价。
刘哲：比如说出现问题，我们先平等对话。文明是什么？文明不是软弱，文明也不是强硬，文明是我们先好好交流。出现问题了，谈，可以谈的；谈不好，我们走法律。
当我们中资企业在海外发展，越来越融入当地、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跟当地利益绑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好被欺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拿更长远的眼光、更发展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何婕：一方面该自信的自信，一方面该完善的完善，该对话的对话，甚至有的时候该要亮剑，该要有底线思维的也要有。但最后一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
张维为：比方说我们到塞尔维亚去，河北钢铁收购了它们当地的塞尔维亚钢铁，一下子变成塞尔维亚最大的、出口最多的企业了。它们国家很小，体量小，有河钢的帮助，那它就变第一了。武契奇总统也非常高兴企业出口盈利，一个工人没有解雇，五千多个人全部留用，企业尊重他们的法律，尊重他们的休假制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何婕：这也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中资出海是一个很大的图景。毫无疑问，里面有许多成功的企业，但也有一些遇到挑战的企业，甚至还有一些遭遇挫折的企业。
出海是一篇大文章，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精神要自信，文化要尊重对方，包括对国别的认知、地缘政治的认知，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因素认知，都应该成为我们在出海前的准备。准备得越充分，攒的经验越多，我们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我还特别想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这片蓝海，像刘哲先生这样有很多人在为“一带一路”、为中资企业出海做服务。我相信年轻人也可以共同帮助书写这篇精彩的大文章。再次感谢两位，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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