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中南海怀仁堂。授衔筹备到了最后关头，上将名单放在毛主席的案头，翻来覆去改了好几稿。毛主席一页一页看过去，忽然停住了。他抬起头，问了一句话：“李克农呢？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

在场的人一时不知道怎么接。李克农这个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一直在隐蔽战线做事。名单上别的上将，哪一个不是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哪一个手里没有几万兵马。有人觉得，一个搞情报的，评上将说不过去。

毛主席听了这些理由，拍了桌子。他说：“没有他，我和恩来早没了。”

真正让李克农的名字跟“救命”两个字绑在一起的，是1931年4月的那件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特务认出，当场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着上海党中央几乎所有地下机关的地址、暗号和联络人名单。他向国民党提了一个条件：这件事必须保密，他要亲自带人去上海，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截获了。那天是4月25日，星期六，钱壮飞正好在值班。他译出电报，一看内容，立刻派人连夜赶往上海，去找李克农。

李克农当时也在上海，但那天不是他跟交通员接头的日子。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非接头时间不能主动联络。可这份情报等不起。李克农硬是打破了常规，他四处联络，找到陈赓，又通过陈赓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收到消息之后，立刻下达了紧急疏散令。陈云、聂荣臻、李富春、王明、博古，一个接一个被叫醒，连夜搬家。

党中央机关在上海的几十处据点，在一两天之内全部转移。等到国民党特务按顾顺章提供的地址杀到上海的时候，所有据点都已经空了。陈立夫后来哀叹，说只差五分钟就能抓到周恩来。

那五分钟，是李克农抢出来的。

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继续在隐蔽战线做事。他的战场没有硝烟，但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

长征期间，李克农负责情报工作。

红军能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里一次次找到缝隙钻出去，靠的是情报系统对敌军动向的提前掌握。敌军电码被他摸透了，红军主力绕开包围圈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往往还不知道对手已经从哪个方向走了。

西安事变的时候，李克农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毛主席派周恩来去西安谈判，指定李克农负责情报保障。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南京方面的反应，各方势力的动向，都通过李克农的渠道汇总到了周恩来手里。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催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拿命在赌的问题。李克农提前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蒋介石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他发这些电报，是在争取时间调兵，同时把“拒绝和平”的帽子扣到共产党头上。

毛主席拿到了这份情报之后，决定去重庆。白天在谈判桌上跟蒋介石周旋，晚上看李克农送来的情报，心里有底，所以谈笑自若地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

三大战役期间，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和作战计划。辽沈、淮海、平津，每一仗的背后，都有情报系统在暗中支撑。这些功劳没有办法用歼敌数字来衡量，但它们对战局的影响，不比任何一个野战军司令员的决策小。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毛主席点名让李克农去，不是让他坐在谈判桌前，是让他做中朝代表团的幕后指挥。

谈判在开城和板门店进行，前后谈了两年多，中间几次中断。李克农坐镇幕后，分析美方的意图，判断每一次休会的时机，制定下一轮谈判的策略。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该怎么说，什么时候该强硬，什么时候该松口，都是他在后面拿主意。

那两年多里，李克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有严重的哮喘和心脏病，有时候连坐着都吃力。但他没有离开过岗位，一直撑到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

1955年评衔的时候，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赖传珠。名单报上去之后，毛主席发现李克农不在上面。赖传珠解释的理由很实在：李克农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评上将的话，怕别人不服。

毛主席听到这个理由，反应很激烈。他说了一句在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李克农的名字为什么没有？难道不够格？你们不了解克农，没有他，我和恩来早没了！那么多人都活在他的保护伞下。”

这话不是场面话，是实话。如果1931年顾顺章叛变的那份情报没有及时送到周恩来手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层很可能被一锅端掉。如果重庆谈判之前毛主席不知道蒋介石的真实意图，那四十三天的重庆之行，结果会是什么样，没有人敢想。

李克农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五十七位开国上将里唯一一个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的。他同时还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之后，李克农继续在情报和外交领域工作。1957年他不慎摔倒，脑部受伤，此后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