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轻伤害类故意伤害案件办理过程中，不少办案人员、当事人甚至辩护律师都会形成一种固化认识：拿不到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就谈不上认罪认罚从宽，更不要想争取缓刑。实务里大量轻伤二级案件，被告人愿意赔偿，但双方谈不拢赔偿金额，被害人提出明显超出实际损失的赔偿要求，调解陷入僵局。邹某故意伤害案的判决，恰好直面这一现实难题，厘清了谅解与认罪认罚从宽之间的关系，对同类案件处理有很强参考价值。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邹某与被害人邱某琦同为培训机构学员，二人平日相处积攒下矛盾。2021 年 9 月 4 日零点前后，双方相约在佛山南海区一间画室沟通矛盾。见面时邹某随身携带一把小刀，沟通过程中口角升级，双方发生推搡扭打，邹某拿出小刀刺伤被害人右手臂、腰背部、臀部多处部位。事后邹某自行报警，民警到场后将双方送医救治。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构成轻伤二级。经司法精神病鉴定，邹某患有复发性抑郁症，作案时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案件审理阶段，邹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家属代为向法院缴存 2 万元赔偿保证金。办案机关多次组织调解，但被害人一方提出的赔偿诉求明显不合理，邹某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没办法满足该诉求，最终没能达成和解协议。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认定邹某构成故意伤害罪，结合其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自首、认罪认罚、主动缴存赔偿保证金等情节，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判决作出后，控辩双方均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生效，被害人后续也从法院提取了该笔赔偿保证金。
（入库编号2024-02-1-179-005）
二、法律规定与案件背后的裁判逻辑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核心看两点：一是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二是愿意接受处罚。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是否达成和解、取得谅解是重要考量因素，但不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前置必备条件。
实务中很容易把 “重要考量” 等同于 “硬性门槛”，简单理解为 “没有谅解就不能从宽”。但邹某一案的裁判思路，可以拆解成三层：
第一，区分 “不愿赔” 和 “想赔但谈不拢” 两种情形。本案被告人邹某主观上有明确悔罪、赔偿意愿，不是拒绝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是被害人诉求脱离实际损失，超出被告人家庭承受能力，才没能拿到谅解书。这种情形，不能把调解失败的后果全部归责于被告人，更不能直接否定其认罚态度。
第二，赔偿保证金提存，是 “认罚” 的一种客观外化表现。认罚不能只看口头表态，要看实际行动。在直接给付赔偿、达成和解走不通时，被告人通过法院提存赔偿保证金，把赔偿款交由司法机关保管，保障被害人后续能够拿到赔偿，客观上体现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的悔罪态度，应当纳入评价悔罪表现的范围。
第三，综合全案情节落实罪责刑相适应。本案同时具备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自首、认罪认罚、主动提存赔偿款等多个从宽情节。虽然缺少被害人谅解这一酌定从轻情节，但法院结合案件起因、危害后果、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综合权衡之后，依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并且依法适用缓刑。
简言之：和解谅解是从宽的加分项，而不是入场券。被害人漫天要价导致无法取得谅解，不能直接剥夺被告人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当然，这不代表完全无视被害人感受，办案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只是不能由被害人一方的诉求来决定刑罚走向。
三、司法实践认定难点以及辩护的切入角度
结合邹某案，轻伤害案件辩护时，遇到愿意赔偿但拿不到谅解的困境，可以重点把握下面几个辩护方向，跳出 “拿不到谅解就没有空间” 的思维定式。
（一）分清未取得谅解的真实原因，甄别是被告人拒赔，还是被害人诉求不合理
同样是没有谅解书，背后原因完全不一样。如果被告人明明有经济能力，却拒不赔偿、拒不弥补被害人损失，说明认罚态度打折扣，从宽幅度理应从严把握。 但如果被告人本人或者家属多次表达赔偿意愿，只是被害人提出的赔偿金额明显高于法定损失，调解破裂，辩护就要重点向司法机关说明调解失败的责任不在被告人，提交沟通记录、调解笔录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积极化解矛盾的主观意愿，不能因为谈不拢就全盘否定认罪认罚的适用基础。
（二）善用赔偿保证金制度，用实际行动固定 “认罚” 表现
很多当事人以为，赔偿就必须直接把钱交给被害人、拿到谅解书才算数。实际上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可以申请向法院、公证处提存赔偿保证金，把对应合理损失范围内的款项交司法机关保管。这笔钱后续被害人可以依法提取，被告人也完成了赔偿方面的义务体现。 提存凭证可以作为辩护关键证据，用来论证被告人不是口头认罪，而是以实际行动履行赔偿义务，以此支撑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这也是邹某案能够判缓刑的关键情节之一。
（三）不能孤立看待谅解情节，要综合全部量刑情节整体评价
办理故意伤害案件，不能将谅解放大成决定性情节。辩护工作要把自首、坦白、初犯偶犯、被害人有无过错、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认罪认罚、赔偿保证金缴存情况放在一起综合论述。 即使缺失谅解，只要其他从宽情节充分，被告人真诚悔罪，人身危险性较低，依然可以争取认罪认罚从宽，甚至争取缓刑。但也要客观认识，缺少谅解，通常从宽幅度会相较于取得谅解的案件有所缩减，辩护要合理把握预期。
（四）厘清制度边界，避免两种极端认知
实务中有两种误区需要避开：一种就是前面说的，没有谅解就一律不适用认罪认罚；另一种则是完全无视被害人，认为只要认罪认罚就必须大幅度从宽。被害人损失、被害人意见依然是办案必须听取、考量的内容，只是不能绝对化。在被告人有赔偿能力却分文不愿赔付的案件中，即便认罪认罚，司法机关也可以压缩从宽的尺度。
四、办案启示
对刑辩实务而言，遇到故意伤害轻伤案件，不要一上来就把全部希望押在拿到谅解书上。一旦被害人诉求明显不合理，谈判陷入僵局，不要直接放弃认罪认罚从宽的争取。辩护重点要转向：还原调解过程、说明未谅解的真实缘由，推动当事人缴存赔偿保证金，把被告人的悔罪、赔偿意愿通过书面证据固定下来，再结合自首、精神状态、案件起因等全部情节，论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
对办案机关来说，处理这类案件，应当摒弃 “无谅解则无从宽” 的简单办案思维。既要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也要客观评价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区分 “拒不赔偿” 和 “因不合理诉求无法达成和解” 两种情形，回归认罪认罚制度本身的立法本意，做到主客观相统一，实现案件处理上罪责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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