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8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15个安理会成员关起门来，对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进行了第三轮意向性投票。表面看，这是一场8个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内部摸底”，可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谁暂时排第一，而是排名第一的人也远远谈不上过关。
外交人士披露的非官方结果显示，哥斯达黎加的丽贝卡·格林斯潘拿到9张“鼓励票”，正好摸到正式推荐需要的票数门槛，但同时还有5张“劝阻票”。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这5张票到底是谁投的？里面有没有五常？
先看9月18日这一轮发生了什么，按照路透社从外交人士和接近遴选程序人士处获得的数据，格林斯潘拿到9张鼓励、5张劝阻、1张不表态，以非常微弱的优势排在前面；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是8张鼓励、6张劝阻、1张不表态。
乌干达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是5票鼓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阿根廷人拉斐尔·格罗西也是5票，塞内加尔前总统马基·萨勒同样拿到5张鼓励票。
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得到3票，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只有1票，厄瓜多尔外交官伊冯娜·A-巴基则没有获得鼓励票。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些详细数字并非安理会正式公布，而是来自外交渠道披露。
单独看这一轮，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格林斯潘都9票了，是不是已经一只脚迈进秘书长办公室？把时间往前拉一点就能看明白。7月30日举行第一轮意向性投票时，当时共有7名候选人，格林斯潘得到10张鼓励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9票，格罗西7票。
到了8月21日第二轮，情况就发生变化，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升到8票居首，格林斯潘降到7票，格罗西同样是7票。此后奥通努和A-巴基加入竞争，候选人增加到8人；9月18日第三轮，格林斯潘才重新回到第一。
三轮数字摆在一起，最值得琢磨的反而不是“谁连续领先”，因为压根没有谁把优势彻底坐实。第一轮格林斯潘10票，第二轮掉到7票，第三轮回到9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从9票变成8票，再保持8票。票数来回摆动，说明安理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足够稳定的共同人选。
2016年古特雷斯参加遴选时，情况明显不同：当年进行了6轮意向性投票，他前五轮的鼓励票最低都没有少于11张，而且一直保持领先。到了最后一轮颜色票，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下代表潜在否决的“劝阻票”，随后安理会迅速转入正式推荐程序。
这种胶灼已经开始产生实际结果。9月20日，巴切莱特公开宣布退出竞选；9月21日，联大主席和安理会主席联合致函会员国，确认巴西和墨西哥撤回了对她的提名，她的候选资格自9月21日起正式撤回。
于是，9月18日第三轮时的“8个人抢一个位置”，到9月21日以后已经变成7个人继续竞争。这也说明，意向性投票绝不仅仅是走程序。票数连续偏低、劝阻票持续偏高，最终就会形成现实压力，迫使部分候选人判断还有没有继续跑下去的必要。
秘书长到底怎么产生，很多人容易有一个误区：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那当然应该是193个国家一国一票，谁票多谁当。可《联合国宪章》第97条写得非常清楚，秘书长由联合国大会任命，但有一个前提 ，必须根据安理会的推荐。
安理会这一关又不是普通的少数服从多数，安理会有15个成员，涉及秘书长推荐这样的实质性决定，需要至少9票赞成，同时五个常任理事国不能有人投下否决票。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一个都绕不过去。安理会官网对第27条的解释很明确。
非程序性事项需要9票赞成，并包括常任理事国的同意；五常任何一个投反对票，都可以使有关决定无法通过。常任理事国选择弃权则不等同于否决，只要总赞成票达到9票，决定仍然可以通过。
9票证明她具备一定的广泛支持，却不能证明她已经解决了五常问题。因为前三轮使用的都是不区分身份的秘密选票，15个国家拿的是同一种票，只能看到某个候选人得到多少“鼓励”“劝阻”“不表态”，看不出来某一张劝阻票究竟来自常任理事国还是非常任理事国。
如果5张劝阻票全来自非常任理事国，那么后面的谈判空间当然很大；但如果里面藏着一张甚至多张五常的明确反对，那么性质就完全不同。第三轮投票结束后，外界知道每个人面前有多少盏“黄灯”，却还看不到哪一盏其实连着五常的“红灯”。
2016年选择古特雷斯时，前五轮仍然是不区分身份的选票，第六轮才换成颜色票，五常使用红色选票，由此判断候选人有没有潜在否决。
但这里也不能把后续程序想得过于机械。到底第几轮改用颜色票，并没有“第四轮必须使用”的硬规定，完全取决于安理会成员如何协调。
1996年科菲·安南甚至曾在颜色票阶段遭遇一张被认为来自法国的潜在否决票，但到了正式表决时法国没有行使否决，他最终还是获得推荐。
在我看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给8名、现在是7名候选人机械排个“第一第二”意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真正值得盯的是后面的票型变化：谁能够把劝阻票降下来，谁能把支持稳定在9票以上，更重要的是，谁能够让五常都接受到“不必否决”的程度。
联合国成立80多年，前面9任秘书长全部是男性，从来没有出现过女性秘书长。9月18日第三轮投票时，8名候选人里面有5名女性，这已经足以说明性别代表性正在成为2026年遴选无法绕开的议题。路透社也在第三轮报道中特别指出，联合国历史上至今还没有女性担任秘书长。
2025年9月通过的联大第79/327号决议又进一步推动了秘书长遴选的公开化和包容性。2025年11月25日，联大主席和安理会主席联合启动2025—2026年新一任秘书长遴选程序。
它并不是《联合国宪章》写死的法律规则，却一直影响各地区集团的政治预期。本轮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呼声尤其明显，目前参选者中包括来自哥斯达黎加、圭亚那、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的人选。
联合国有关本轮遴选的说明也明确指出，并不存在正式的地区轮换政策，但按照长期惯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普遍认为这一轮应该更多体现本地区代表性。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今年6月3日举行的2027—2028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也很有参考价值。当然，它不能直接决定谁当秘书长，但能反映联合国内部的票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固定。
当天德国为争夺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两个席位拿到104票，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最终德国落选；亚太组更加胶着，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一直投到第四轮，吉尔吉斯斯坦才以142票对49票胜出，并首次进入安理会。
至少说明在193个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体系里，大国影响力固然重要，中小国家、地区集团、全球南方之间的协调能力同样不能忽视。一个国家体量大，并不自动意味着联合国投票就一定跟着它走。
但秘书长遴选偏偏又比普通联大选举多了一层特殊结构：地区支持可以帮助候选人建立政治基础，女性身份可能代表联合国机构改革和代表性的呼声，全球南方的支持也可能形成相当大的道义与外交分量，可到了最后，这些条件依然必须经过安理会推荐这一关。
中国作为五常之一，在这场遴选中的态度当然会受到关注。2026年5月26日，王毅在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后，公开谈到中国对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期待，提出了几项非常明确的要求。
要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要有丰富政治外交经验和综合协调能力，要在重大问题上主持公道，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同时还要能够把准联合国改革方向，提高联合国工作的效能。中方随后把这些要求概括为“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
秘书长现在面对的联合国，和十年前古特雷斯上任时已经非常不一样。大国竞争加剧，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发展融资、气候、人工智能、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不断叠加，联合国本身还面对预算和机构效率争议。
下一任秘书长如果只能在大国之间做礼仪性协调，却无法处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诉求，很难完成这个职位真正需要承担的工作。
王毅5月26日还特别强调，要增加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公开表态也多次要求把发展重新放到联合国议程的重要位置。
随后几个月，多名候选人陆续同中方接触。例如6月30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双方谈到了联合国作用、全球治理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等问题。
从这个细节判断，现阶段把“中国已经选定谁”写得过满，没有可靠公开依据。更值得观察的是，候选人接下来如何回应中国以及其他五常提出的关切，又如何证明自己不仅代表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阵营，而是真有能力在安理会五常之间获得最低限度的共同接受。
9月18日第三轮投票之后，这场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远没有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第三轮时8名候选人竞争，9月21日巴切莱特正式退出后还剩7人；格林斯潘虽然拿到9张鼓励票，却仍有5张劝阻票，其他候选人也没有形成压倒性共识。
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已经不是媒体给谁排第一，而是安理会何时进入能够识别五常态度的关键阶段。要坐上2027年1月1日开始履职的那把椅子，9票只是门票，真正难过的一关，仍然是五常手里的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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