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朝鲜半岛南部庆尚南道德裕山松池谷，南方六个道委的负责人在密林中碰面。山路难行，全罗南道委员长朴荣发身体极差，甚至由警卫员背进会场。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会议争论的核心，竟不是如何突围，而是一份始终没有出现的正式文件。
主持会议的李弦相是南劳党中央委员，曾任南方游击军第二军团长。他带来一名陌生人吕恩哲，并称对方受李承烨委托，传达一项重要安排：成立南部委员会，由李承烨任委员长，李弦相担任南方游击军司令官，各道游击队统一改编为野战师团。
吕恩哲没有拿出正式公文，只展示了一件据称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刻有江原道字样的铁汤勺。这个细节颇为反常。在地下斗争环境中，信物确实有实际用途，但涉及数千人调动和组织改制，仅靠口头传达，显然难以服众。
朴荣发当场提出质疑：“这样重大的命令，为什么没有书面文件？”他认为，各道游击队长期依托地方党组织活动，贸然抽调，可能破坏原有的地方工作。更关键的是，李弦相没有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签发的授权，便不能单方面改变指挥关系。
全罗北道委员长方俊表也表示反对。他指出，南方各地交通和通信都被封锁，各道游击队只能依靠本地环境周旋。若将分散部队硬性编为野战师团，名义上加强统一，实际上可能失去熟悉山地和乡村的优势。
李弦相的解释则很有吸引力。他认为，各道部队长期分散，只能被动防御，武器、人员和补给都难以集中。若统一编组，便可以在智异山等地区形成机动兵力，打击敌军后再补充地方队伍。此前游击队曾联合袭击忠清北道清州市，这类行动被视为整合力量的依据。
争论没有改变会议结果。多数代表接受了改编方案，南方游击司令部随后在两个月内完成组建。李镇范、文天担任副司令，朴钟夏任参谋长，车日平任政委。部分原有部队被改称为第81、92、68、72师团，全罗北道部队还被分成多个师团。
但这场整编并不彻底。朴荣发领导的全罗南道游击队没有并入，庆尚北道部分队伍也保持相对独立。方俊表虽然在会议上反对，却因组织纪律和现实压力接受了改编。不同地区的态度差异，说明所谓统一司令部从一开始就缺乏牢固基础。
真正的疑问，在几个月后逐渐浮出水面。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早在1950年12月就提出整顿南方游击区，要求地方党组织与军事行动适当分开，并以多个战区分别开展活动。1950年12月、1951年1月和3月，相关命令曾通过无线电传送，但南方各道普遍缺少电台，文件并未有效送达。
为传递命令，人民军于1951年4月23日组建了代号“423部队”的小分队。直到1951年10月，这支部队才抵达智异山。送达的文件没有授权成立李弦相所称的南方游击司令部，而是将南方划为八个战区，智异山和德裕山被列入第四区。
有意思的是，最高司令部随后又作出调整。1951年8月31日通过的第94号决议，提出把南方游击队重组为五个区，并由留在北方的南劳党成员组成中央联络部。不过，受交通和封锁影响，书面决议直到1952年8月才送到南方。那时，南方游击队的主力已经遭受严重损失，文件来得太迟了。
李弦相的安排因此陷入两难。一方面，部队确实需要集中力量，才能应付美韩军持续展开的山地清剿；另一方面，缺少正式授权的统一司令部又埋下了组织争议。尤其当战线在1951年下半年稳定于三八线附近、停战谈判开始后，原本配合大规模反攻的“第二战线”设想已难以实现。
1953年8月26日，南方五区联合会议召开，李弦相被迫辞去职务，其卫队“金智会部队”也被解散。9月18日，他在与战斗警察部队交火时中弹身亡。李承烨则在停战后被审判，并于一周后被处决。
南方游击队的余波仍未立即消失。1954年1月，朴荣发在白岩谷被包围后自尽；1月31日，方俊表等人在南德峪山交战中牺牲；2月27日，金善宇在白云山突围失败。2月28日，化名南正烈的朴佑贤在清原郡内岩里附近遭军警追击，中弹身亡。至此，曾经试图以统一番号重整南方游击力量的计划，连同参与其中的主要人物，一并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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