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视个人修养,要求个人要自省,要反求诸己,要反躬自省,尤其是对历代的书生要求比较严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和个人修养有关系。儒家确立了修齐治平的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多皇帝都采用儒家的思想来治理天下,实际上只是表面的,内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法家的东西,或者说具有强制力量的是法律,而儒家的道德只是一种思想教化,或者说给人们洗脑,却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如果家族出现了,那么家族就会依照礼仪规定,制定自己的规矩。家族内的成员要受到家族规矩的约束,不能随意违犯规矩,违犯之后,就有可能受到惩罚。儒家认为,自我修养是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和谐的要求。儒家的圣贤们总是讲究天人合一,皇帝代表老天,叫做天子,要行天道,实际上确立了以君臣为代表的统治秩序,也叫做等级秩序。这种秩序就像铁打的一样,不能违背。即便改朝换代以后,这样的秩序仍然存在,或者说皇帝和官员的位置只是换了人,却并没有完全改变这样的秩序。民间的书生要想实现个人的价值,就要进入官场,通过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要为帝王分忧解难,达到平天下的最终目的。可是天下是皇帝的并不需要书生来帮忙平定,但书生总是有着济世的理想,有着为人民造福的理念,进入官场之后,却发现官场并非理想之地,不是自己施展才能的地方。可是已经晚了,因为他们费尽心力进入官场,就只能按照官场的潜规则来运转,要拼命搜刮民间财富,用于官场运作,这个时候,个人修养只是表面上的表演,却与现实不符。
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门阀士族把持了官场资源,并不想让民间的读书人做官。民间的读书人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其实就是做权贵的家臣,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立不了功,就只能接受权贵的供养,甚至绝大多数书生都不能立功,只是游走于权贵之门,就像权贵养的家犬一样,丧失了人格和尊严。如果很多门客都像苏秦、冯谖那样,史书就没必要标榜他们了。因为大家都一样的,就没必要标榜特殊的。儒家文化强调修身,就是知识分子先让自己的思想纯净下来,而不是汲汲于功名富贵。可是他们做的却是追求功名富贵,也就是想的和做的是两张皮,是两回事。思想可以高远,可以无功利,而现实却并不能高远,要追求功利目的,甚至一辈子追求,不知悔改。身心修炼好了,才可以齐家,也就是帮助诸侯振兴家族,甚至自己在朝中为官。已经做了官的权贵,可以靠诸侯的帮助,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有了好名声,就要帮助诸侯治国,把国家治好了,就要帮助天子平天下。这是一种逻辑推导,却偏偏忽略了各个环节的困难,忽略了现实条件的限制,以至于很多书生都迷信修齐治平的理想。其实这种理想过于远大,大多数书生都实现不了,甚至没有一个书生能实现。即便像孔子那样伟大的人物,也是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要靠权力系统推行自己的学说,结果没有一个诸侯采用他的学说,以至于他和弟子像丧家之犬一样,灰溜溜地逃走了。
后代君主采用孔子的学说,只是改造了他的学说,还发展出了儒家的整套学术体系,并由此生出了礼教传统。其实这种礼教是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生出的另外一种观念体系,是束缚人头脑的,也是约束人言行的。宋明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要人们明白天理,要顺着天理去说话做事,克制自己的欲望,其实只是一种表演,而那些皇帝和官员都有三妻四妾,民间的土豪地主也都有很多小老婆,从来没有约束自己的欲望。农民从小不读书,不识字,却懂得礼教传统。父母会教他们一些礼教的规矩,家族也会有一些礼教的规定,让他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可是非礼的一些东西偏偏吸引人,以至于很多人都受到吸引,成了作奸犯科之徒,却明明可以逃脱家族的制裁,逃脱法律的制裁。偷鸡摸狗的没被发现,就算是没有这回事。偷情的没被发现,也算没有这回事。甚至杀人越货的逃走了,做了强盗,别人还不知道是谁干了这样的事,官府也查不出来。毕竟当时没有高科技手段,也没有高科技设备,很多案件都无法查处,成了悬案,甚至葫芦僧判葫芦案。如此一来,皇帝就要倡导道德,尤其是改造了的儒家道德,要带头践行,其实只是表演。皇帝要求官员自律,要求老百姓自律,要求书生注重个人修养。其实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注重个人修养,却偏偏总是对自己要求不严,对他人要求很严。正确的引导应该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事实正好相反,但皇帝没办法,只能倡导这样的道德,却不能强制执行,毕竟皇帝不能钻到每个人的脑子里,去看看人们想什么。
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书生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以至于很多书生刻苦读书,要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实际上他们受到儒家传统的思想毒害,受到礼教传统的毒害,却偏偏不自知,毕竟他们生活在农耕文明的时代,没有太进步的思想出现,也没有异域的强盗打进来,传播异域文化。他们只能遵从儒家的传统,要提高个人修养,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可是个人修养无法衡量,没有量化评价标准,即便书生的个人修养很高,道德水平很高,甚至舍己为人,抢救落水的妇女,也不一定受到表彰,因为这样的道德是不值钱的,也是不值得表扬的。何况书生大多只读圣贤书,手无缚鸡之力,不事稼穑,不会抢救落水妇女。这个时候,他们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只是修身律己,却并不能影响他人,或者说不能为他人做出贡献,甚至不能为集体做贡献。即便替人写书信,也仍然要收一点润笔费;替人写墓志铭,也要收润笔费。书生的意思是一旦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以后就可以做官,通过手中的权力为民请命,为老百姓谋福利,圣贤书就是这套逻辑。实际上真的考中之后,他们就算进入了大酱缸,把自己染得漆黑,和黑酱一个颜色。他们会巧立名目,搜刮民间财富,还会层层截留皇帝的拨款,甚至贪污官署的钱粮。有银子才能在官场运作,才能有各种和谐的官场关系,才能升官发财,没银子就只能原地不动,甚至被排挤出官场。
古代重视个人修养,主要还是皇帝的愚民政策导致的,而书生始终坚信个人修养提高了就可以做官,可以为民谋福利,实际上只是书呆子,把社会看得太简单了,把体制砍的太简单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