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杯水

姑姑去世那天，重庆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雨。

她46岁，没病没灾，喝完一杯水后靠在沙发上，再没醒来。

法医说，水里有种罕见的天然毒素，来自一种只生长在特定纬度、特定海拔的野生菌。

可我姑姑，一辈子没离开过重庆，更没吃过什么野生菌。

那杯水，是她自己从厨房倒的。

厨房里，只有她和我三岁的表妹。

重庆的夏天，闷得像蒸笼。雨要下不下，天阴了好几天，空气里能拧出水来。姑姑走的那天下午，终于落了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把窗外的黄葛树叶子洗得发亮。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姑姑已经被推进了太平间。走廊里站满了人，我爸、我妈、姑父，还有几个不常走动的远亲。姑父蹲在墙角，双手抱着头，没哭，也没出声。我妈眼睛红红的，见我来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怎么回事？”我问。

我妈摇摇头，只是说：“医生讲，可能是心梗。”

我不信。姑姑身体一直很好。她开着一家小面馆，每天凌晨四点起来熬骨头汤，忙到下午两点收摊，下午还要去菜市场挑第二天的食材。她能扛着半袋面粉上三楼，嗓门大得能穿透半条街。这样的人，会心梗？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天下午，姑姑像往常一样，两点多收摊回家。表妹在客厅看动画片，姑姑去厨房给她倒水。水是凉白开，从灶台上的搪瓷壶里倒出来的。姑姑有个习惯，每天早上烧一壶水，灌进壶里晾着，一整天都喝这个。

她端着杯子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喝了一口。

然后，她就再没动过。

表妹说，姑姑像是睡着了，眼睛还睁着，杯子从手里滑下去，水洒了一地。表妹喊了她好几声，她没应。后来表妹去拉她的手，觉得凉，就跑出去敲邻居的门。

邻居打了120，又给姑父打了电话。等救护车到的时候，姑姑已经没了心跳。

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是心梗或者脑溢血。姑姑这个年纪，又常年操劳，这种事虽然突然，但也不是不能解释。可姑父不同意，他坚持要做尸检。

“她身体好得很，年年体检，一点毛病没有。”姑父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

尸检结果出来那天，姑父一个人去的。他回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手里攥着那张报告单，站在院子里，半天没进门。

法医说，姑姑的血液里检测出一种罕见的毒素，叫“鹅膏蕈碱”。

这个名字，我后来查过。它是某些毒蘑菇里的成分，极少量就能致命，而且没有解药。它进入人体后，会悄无声息地破坏肝脏和肾脏，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可问题是，姑姑从来不吃蘑菇。她嫌蘑菇有土腥味，连香菇都不碰。而且，那种毒素来自一种只生长在特定纬度、特定海拔的野生菌，重庆根本不产。

那杯水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法医说，毒素是溶在水里的，无色无味，喝下去跟普通水没区别。而且，那杯水的来源，就是姑姑家厨房里的那把搪瓷壶。

警察来了，封了厨房，取了样。壶里的水、杯子里的残留、甚至灶台上的抹布，都拿去化验了。

结果都一样——鹅膏蕈碱，浓度高得离谱。

可谁也说不清，这东西是怎么进去的。

我后来去过姑姑家一次，是去帮姑父收拾东西。厨房很小，灶台挨着水池，水池旁边就是那把搪瓷壶。壶是姑姑结婚时买的，用了十几年，壶身磕掉了几块瓷，露出里面黑铁的颜色。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把壶，忽然觉得背后发凉。

姑姑每天用这把壶烧水，每天喝这壶里的水。如果毒素是偶然混进去的，那为什么只有那一天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偶然呢？

姑父那段时间像疯了似的，到处找人问。他去找了法医，找了警察，甚至去找了市里的食品安全部门。可所有人都给不出答案。

“可能是某种污染，”一个专家说，“比如水源，或者容器。”

“可只有她一个人喝了那杯水。”姑父说。

专家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不好说了。”

姑姑的葬礼在五天后举行。那天又下了雨，比之前大些。来的人不少，街坊邻居、面馆的老顾客、还有几个多年不走动的亲戚。大家站在灵堂里，小声说着话，时不时往水晶棺里看一眼。

姑姑化了妆，脸色红润，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只是嘴唇有点干，我想给她擦点水，可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

葬礼结束后，我一个人回到姑姑家。厨房的封条已经撕了，东西都归了位。我站在那把搪瓷壶前面，看了很久。

壶里还有半壶水，清亮亮的，跟普通的水没什么区别。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姑姑走的那天下午，表妹在客厅看动画片。客厅和厨房之间，隔着一道推拉门。门是磨砂玻璃的，关着的时候，看不见里面的动静。

但如果有人从外面进来，经过客厅，走进厨房，再出来——

表妹会不会看见？

我蹲下来，问表妹：“那天，妈妈倒水的时候，有没有别人进来过？”

表妹正在玩积木，头也不抬地说：“有啊。”

我心里一紧：“谁？”

“送水的叔叔。”

送水的？姑姑家确实订了桶装水，但那是放在客厅饮水机上的，从来不用厨房的搪瓷壶。

“他进来干什么？”

表妹歪着头想了想：“他看了看厨房，就走了。”

“他进厨房了吗？”

“没有。妈妈在里头，他就站在门口。”

我站起来，觉得手心全是汗。

送水的工人，每周来一次，都是固定的那个。我见过他，四十来岁，黑瘦，话不多。每次来，换了水就走，从不多待。

可那天，他为什么去看厨房？

我去了那家送水公司。老板说，那个工人半个月前辞了职，回老家了。

“他老家在哪？”

“贵州。”老板说，“具体哪儿我不清楚。”

贵州。那个盛产野生菌的地方。

我没再问下去。有些事，知道了反而更难受。

姑姑走后，面馆关了。姑父带着表妹搬去了城里，那套老房子租了出去。我偶尔路过，会看一眼那扇窗。窗台上还摆着姑姑养的那盆绿萝，叶子蔫了，但没死。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下午，姑姑没有倒那杯水，她是不是还活着？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

那杯水，她喝了。然后，她就没了。

后来我再也没喝过凉白开。每次看到搪瓷壶，我都会想起姑姑，想起她端着杯子坐在沙发上的样子，想起那杯清澈的、致命的水。

雨还在下。重庆的夏天，总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