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这一年是宋真宗皇帝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来自一场大火,一场让大宋损失惨重的大火。
一、火烧宫城
四月的一天夜里,荣王赵元俨的宫室起火。赵元俨是真宗的幼弟,所居宫苑离禁中核心不远。火借东北风势,从半夜一直烧到次日正午才熄,所过之处,内藏库、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一路延烧,宫城一片狼藉,无数宫人葬身火海。
这场大火更是烧到了崇文院和秘阁,这两处,是赵家攒了三十年的文化家底。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建崇文院,把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藏书拢到一起;又别建秘阁,专藏从民间和前代搜罗来的善本、真本、手钞孤本。真宗即位后接着添,玉宸殿、太清楼都堆满了书。自太祖平定诸国、太宗广搜遗书以来,两代皇帝苦心积攒的国家藏书,大半就在这一把火里。
许多前代实录、手写孤本,世上独此一份,烧了就是绝响,后世读唐五代史,往往得靠宋代馆阁的抄本传世。
这一烧不仅仅是赵家的损失,是大宋的损失,更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更要命的是,火还烧到了左藏库和香药库,那是国库,钱帛粮料、沉檀名香所在。宫禁起火连国库一起烧,财政惊出一身冷汗;香药库里的沉檀飘出数十里,那气味里全是钱烧糊的味道。
看着祖宗积攒的藏书几乎一夜殆尽,宋真宗叹息道:"祖宗所积,朕不敢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
后来统计,这场大火烧毁房屋两千多间,造成死亡一千五百余人,财产各类损失更是不计其数。面对如此灾难,宋真宗做了一件在宋朝历史上颇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下罪己诏!
他在诏书中说:“朕以寡薄,获奉宗庙,不能勤身节俭,以厚下安民,而兴造过多,事出不意,变起宫闱,灾及宗庙。”
这场大火给国家造成了如此之大的损失,有司追查发现不是天灾,而是荣王宫侍婢韩氏盗窃金器、恐事发而故意纵火,按律要办一大批人死罪。宰相王旦进言:"陛下始以罪己诏天下,今乃过为杀戮,且火虽有迹,安知非天谴也?"真宗欣然采纳,减死罪差不多几百人。
因为这场大火,宋朝花了很多年去补救。修建了新的崇文院,花了很大的精力与时间去整理书籍,又花了大价钱从民间征集书籍抄录。
一直到到景祐元年,即1034年,张观等重新校理,庆历初年编成《崇文总目》,著录也才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而大宋建国初这个数字是八万余卷,一把火,烧出了一个王朝藏书史的断层。
这把火不仅让中华文化传承蒙受灾难,也让宋真宗逐渐清醒了过来。这些年,他迷信所谓天书,大肆搞各种祭祀,更是大兴土木,耗费国力民力无限。
一场大火,一本罪己诏,宋真宗的天书运动开始降温了。
二、誊录院,科举公平的最后一道闸
这一年科举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自本届科举开始设置誊录院,为科举的公平又设置了一道闸。
流程是这样的:试卷先由弥封印官把考生姓名、籍贯封死;再交给书吏,用红笔把整份卷子另抄一遍;京官校对无误,盖上两京奉使印;送封印院,这才能交到知举官手里判分。
如此一来,考官看到的,根本不是考生的原卷,连笔迹都认不出。
大宋自开国就设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科举取才是国家大事。为了科举的公平,大宋一直在改进科举考试的制度。从太宗淳化年间推行糊名制度,但是这也只能遮住名字;可考官照样能认笔迹、认字号、认卷中暗记,甚至凭"通榜""行卷"的老办法事先通气。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作弊的手段那是层出不穷。为了进一步保持科举的公平,誊录这个办法被提了出来,你连字是谁写的都看不见,还怎么照顾熟门生?
这一步,和糊名合在一起,把宋代取士的公平性推到了历代最高点。寒门子弟靠才学往上走,通道是真的通了。论对后世的影响,这比同年的任何祥瑞都更留得住。
三、张咏遗表
宋真宗的天书造神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乏反对的声音。但是当时附和的人太多,反对之声太弱,这些声音就被淹没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以及天书运动越来越离谱,加之其耗费巨大,反对之声日渐高涨。这一年,知陈州张咏去世,享年七十。这位老臣是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两度治蜀,恩威并用,蜀人畏而爱之,称他"诸葛武侯后治蜀第一人";更了不得的是,他在蜀中特许富商联保发行"交子",被后世称作纸币之父。
张咏因屡屡谏止造宫观、竭天下财用,被排挤出知陈州。临终前,他呈上了最后一道奏疏,这就是著名的《乞斩丁谓遗表》。
其言:“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谓。”
其言辞不可谓不激烈,宋真宗叹其忠直,但是到底没治丁谓的罪。张咏把宋真宗大兴土木归罪于丁谓的蛊惑,但是宋真宗未必不知这是给他台阶下。但丁谓这个台阶显然不够,不够接住整个天书造神运动。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寇准又被外放了,王钦若、陈尧叟并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大宋的中枢权力再一次的更替。
但是,此时整个朝廷对于天书造神运动的热情已经降了下来,一场大火,一份遗表,更是给了宋真宗当头一棒。
可是,这场运动该怎么停下呢,总不能不声不响结束了吧,玉清昭应宫还在那里呢,天书还供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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