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上海，华东局机关正在进行调整。舒同接到中央通知，被要求进京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对这位长期在华东任职的干部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调动，而是一次摆在面前的选择：留在中央机关，还是回到地方担起更重的责任。

舒同并非只会写字的文人干部。1905年出生于山东东平的他，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进入红军队伍，长期从事宣传、组织和地方领导工作。毛泽东与他相识较早，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只是书法上的才气，更在于他能把文字工作同实际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红军时期，舒同常常在行军和作战间隙写标语、编刊物、做宣传。他的字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笔势舒展，结构开阔，很容易让人记住。更重要的是，他写出来的东西能够让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看懂，这种本领在战争年代十分难得。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舒同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门和报社的重要职务，也在地方政权建设中积累了经验。他熟悉宣传，却不局限于宣传；懂组织，也明白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华东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对他的评价往往集中在两点：能写，能干。

1954年，随着全国行政体制进一步调整，原有的大区机构陆续撤销，干部安排成为中央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舒同原来在华东工作多年，山东又是他熟悉的地方。中央要把他调往北京，并非单纯看重他的书法，而是看中了他的综合能力。

据相关回忆，进京后，舒同面临的主要方向，一是到文化部门工作，二是负责《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这两个岗位都在中央机关，前者联系文化建设，后者直接承担党的宣传任务。无论选择哪一项，都会进入全国性工作的核心层面。

有人劝他留在北京，认为中央机关视野更宽，工作影响也更大。舒同却没有立刻表态。他清楚，进京意味着新的平台，但山东也正处在恢复和建设的关键阶段。战争留下的经济创伤尚未完全消除，基层政权需要巩固，农业生产和干部作风同样需要整顿。

有一次，陈毅与他谈到工作安排。陈毅的意思很明确：“山东的情况，你熟悉，那里需要老干部坐镇。”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舒同若留在北京，承担的是中央部门职责；回山东，则要面对一省范围内的具体难题，压力显然更直接。

舒同最终选择了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这个决定看似放弃了中央机关的显赫岗位，实际却是把个人经历重新投入到地方建设之中。山东是革命老区，也是人口大省，胶东、鲁中、鲁西南等地情况各不相同，不能靠一纸命令解决问题。

到任之后，他没有长期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多次到基层调查。农村互助合作、粮食生产、水利建设、工业恢复和干部队伍整顿，都是当时必须处理的事务。舒同擅长宣传，但他明白，宣传口号如果不能落到生产和生活上，便很难真正形成工作成效。

山东干部后来回忆，舒同讲话有文气，办事却很务实。他重视会议材料，也重视现场情况；既要求干部统一认识，又反对只在纸面上做文章。对一些基础薄弱的地区，他往往要求先摸清人口、土地、粮食和生产工具情况，再决定推进政策的步骤。

有意思的是，舒同的书法名声在这一时期反而更加广为人知。许多机关题字、标语和报刊刊头使用他的字，但他并不把书法当成脱离实际的个人爱好。在他看来，宣传工作必须有准确内容，书写形式也应当服务于群众接受和社会建设。

1959年，毛泽东到山东视察期间，曾与舒同谈及书法。两人相识多年，谈话并不拘泥于官场礼节。毛泽东了解舒同的性格，也知道他当年没有留在北京，并不是对中央工作缺乏兴趣，而是认为山东更需要自己。

这次选择还说明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任用，并不只是看职务高低。中央需要有人承担全国性部门工作，也需要熟悉战争年代情况的干部回到地方，把政权建设、经济恢复和群众工作一件件做扎实。舒同的去留，正体现了这种用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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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以后，舒同又调往陕西工作，继续担任地方领导职务。多年革命经历使他在不同岗位之间转换自如，既能做宣传，也能抓组织和经济。离开山东后，他与这片土地仍保持着联系，山东干部和群众也一直把他视作本地革命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改革开放后，舒同把更多精力投入书法事业。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他当选为首任主席。这个安排并不突然，因为他的书法早已形成独特风格，而他长期从事宣传和文化工作，对书法的社会作用也有较深理解。

1998年5月，舒同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舒体书法，还包括一段颇有代表性的干部经历：中央曾给他提供进入北京的重要岗位，他却在权衡之后回到山东，把熟悉的革命根据地当成新的工作现场。这个选择，正是那一代干部在国家建设初期所面对的真实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