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种地和找儿子。六年前堂哥陈明入赘到海南，走的时候拍着胸脯说“爸，等我站稳脚跟就接你过去享福”。头半年还隔三差五打个电话，后来变成一个月一次，再后来半年一次，到最后整整三年，一个电话都没有。大伯打过去要么关机要么没人接，给亲家打，那边总是说“好好好，他忙，回头让他回你”。大伯心里发毛，今年三月揣着三千块钱，拎着一蛇皮袋腊肉和辣椒酱，一个人坐了两天两夜硬座去了海南。
到了海南三亚，大伯按着当年寄来的地址找到那个小区。六年了，楼还是那栋楼，可敲门没人应。邻居说这户人家三年前就搬走了，具体搬哪儿去不知道。大伯又找到亲家以前开的铺子，卷帘门拉着，门口贴着“转让”。旁边开小卖部的阿婆说，老陈家啊，早就不做这行了，听说儿子儿媳离婚了，老头老太太回乡下养老去了。大伯蹲在马路牙子上，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搁，抽了半包烟，不知道怎么找。
后来还是派出所帮忙查到了。民警打了个电话，挂了之后脸色有点怪，问大伯：“您儿子是不是叫陈明，湖南人，左耳朵后面有颗痣？”大伯点头。民警说，人在崖州区，一个叫南滨的地方，具体做什么的不清楚，给了一个联系电话。大伯拨过去，响了好久，那头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找谁。大伯说找陈明，我是他爸。那头沉默了几秒，说：“叔，您来吧，我发定位给您。”
大伯打了个摩的，走了四十多分钟，到了一个偏僻的芒果园。园子门口站着一个黑瘦的女人，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小孩。女人见了大伯，眼圈一红，喊了声“叔”，领着往里走。走到一排铁皮搭的工棚前面，女人朝最里面那间喊了一声“陈明，你爸来了”。铁皮门从里面推开，出来一个人，穿着沾满泥巴的迷彩服，脚上一双破洞胶鞋，头发乱得像鸡窝，脸晒得比本地人还黑。他看见大伯，整个人像被钉在地上一样，嘴张着，半天没出声。
大伯后来跟我说，他当时第一眼真没认出来。那个当年白白净净、穿白衬衫打领带的儿子，现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上全是茧子和裂口，左耳朵后面那颗痣还在，可脖子下面多了一道长长的疤，从锁骨一直拉到胸口。大伯问他这疤咋回事，他不说。旁边的女人——他现在的媳妇——忍不住了，说他当年入赘到这边，岳父家开了个海鲜排档，让他没日没夜地干，说好给股份，结果干了两年一分钱没拿到。有一回台风天出海收渔货，船翻了，他差点没命，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岳父家没一个人来看。出院之后他提出离婚，对方说你净身出户，他签了字，拎着一个编织袋就走了。
大伯听完，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他问陈明，你为啥不打电话回家。陈明低着头说，当年走的时候全村人都知道他去海南享福了，混成这个鬼样子，他没脸打。后来在芒果园打工认识了现在的媳妇，人家不嫌他，两个人搭伙过日子，生了个闺女，日子刚缓过一口气，就更不想让老家知道了。大伯站起来，拍了拍他肩膀上的泥，说了一句：“你个蠢崽，我是你爹，你就是要饭我也认你。”
那天晚上，大伯在工棚里住了一宿。儿媳妇炒了两个菜，一个辣椒炒肉，一个清炒芒果螺。大伯把带来的腊肉切了一大盘，三个人围着一张折叠桌吃饭。小孙女趴在陈明腿上，拿手指头戳他脸上的晒斑。陈明吃着吃着，忽然捂着脸哭了，说爸，我对不起你。大伯没说话，给他碗里夹了一块腊肉，然后跟儿媳妇说，明天我去市场买条鱼，给我孙女炖个汤。
第二天大伯就做了个决定。他把带来的三千块钱塞给儿媳妇，说这是给孙女的，然后跟陈明说，你在这边好好干，芒果园干完了就换个活，你年轻，有力气，饿不死。他说他回去了，明年春天再来看他们，到时候把老家腌的剁辣椒带过来。陈明要送他去车站，大伯摆摆手，自己拎着空了的蛇皮袋走了。走到芒果园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儿子抱着孙女站在铁皮棚子前面，太阳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拉得老长。
大伯回来后，把堂屋墙上那张陈明穿西装在海南拍的照片取了下来，换了一张手机里拍的，陈明穿着迷彩服抱着闺女站在芒果地里，笑得满脸褶子。有人问他，你儿子在海南到底干啥的。他说，种芒果的，娶了个好媳妇，生了个好闺女。就这一句话，再不多说一个字。我知道他心里那口气没散，但他认了，他儿子还活着，没饿死，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跟着，这就是天大的事。那三千块钱和那袋腊肉，是他能给的最后的体面，也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六年执念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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