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卫立煌面对接连送来的战报，最棘手的并不是某一处阵地失守，而是中条山守军正在失去退路。黄河渡口遭到日军空袭，部队通信中断，十几万官兵被压在山地与河岸之间。战役尚未结束，责任归属却已经有人替他划定了。

中条山并非普通山地。它横亘在晋南，南临黄河，西面牵连潼关和陕豫通道，既是第一战区在黄河以北的前沿，也像一枚楔子，插在日军控制区腹部。日军若想稳住华北南翼，就必须设法拔掉这根“钉子”。

1939年以后，日军曾多次进攻中条山，却始终没有彻底得手。这里牵制着日军相当兵力，也给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留下了活动空间。到了1941年，日军从华中、华东抽调部队，并得到航空力量支援，终于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围攻。

问题在于，山上的中国守军并不是一支完整的野战军。第5集团军、第14集团军以及担任侧翼防务的部队，来源复杂，既有中央军，也有滇军、陕军、晋绥军和地方部队。番号看起来不少，真正能够集中使用的兵力却远低于账面数字。

大量士兵还要承担运粮、挑水、修路、警戒等任务。中条山补给困难，粮食和弹药需要从河南渡河后再运上山，许多部队连一周的储备都难以保证。所谓十几万守军，扣除空额、勤务人员和病弱官兵后，能够持续作战的人数大打折扣。

更危险的是防区的地形。部队背靠黄河布防，平时看似有天险依托，一旦山地防线被突破，黄河反而会变成阻断退路的障碍。日军掌握制空权，渡口、船只和沿岸道路都暴露在轰炸之下。守军如果不能提前组织撤退，就很容易被压缩在河岸。

重庆方面并非没有得到情报。日军在晋南持续调动，第一战区已经判断敌军可能发动进攻。军令部曾提出过几种方案，包括收缩主力、固守黄河南岸，也包括主动出击和向敌后机动作战。

真正致命之处，是决策没有建立在部队实际能力之上。国军当时缺少制空权，部队机动迟缓，协同能力也有限，却被要求在日军完成集结前主动出击，甚至试图恢复此前失去的地区。这样的命令，表面上积极，实际上让守军在敌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作战。

卫立煌当时又偏偏不在洛阳。1941年4月，他奉命赴重庆接受询问，随后在四川停留。何应钦到洛阳主持会议，对中条山的重要性作出判断，认为这里一旦失守，洛阳、西安和陇海铁路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不赞成轻易放弃。

这种判断并非全无道理，却高估了日军继续向豫西深入的能力，也低估了中条山守军的脆弱程度。何应钦作出决策后离开前线，具体执行和后续责任却落到了重新赶回洛阳的卫立煌身上。命令已下，部队还没有完成调整，日军便先动手了。

1941年5月7日前后，日军以穿插、分割和迂回为主要手段，猛攻第5集团军与第14集团军的结合部，同时袭击指挥机关和交通节点。航空兵轰炸西安、咸阳、潼关、郑州等地，陇海铁路运输受到破坏，第一战区很难迅速调集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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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很快把战场切成几块。东西两路部队沿黄河北岸推进，试图封锁主要渡口；中国守军各部则在通信中断、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分散抵抗。5月9日，卫立煌察觉敌军包抄后路的意图，命令第9军撤向黄河南岸，但渡船数量有限，且不断遭到空袭，能够完整渡河的部队并不多。

到5月11日前后，日军控制了平陆、垣曲、济源、孟县等地，守军退路大部被截断。此后，战斗不再是按照集团军部署展开，而变成各军、各师甚至各团分别突围。第3军军长唐淮源突围未成，自尽殉国；第17军损失惨重，部分高级军官被俘；第43军也在混乱中大部失散。

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所属部队曾在晋南、太岳一带接应突围官兵，收容和安置了不少失散人员。这个细节说明，中条山战场的失败并非简单的“守军不战”，而是部署、指挥、补给和兵力结构同时出现了问题。

关于伤亡数字，日方宣称中国军队死伤被俘超过六万人，重庆方面公布的数字则有所不同。不同统计存在水分，但国军损失惨重是确定的。日军主力至6月中旬陆续撤离，中条山防区遭到严重破坏。

战败之后，卫立煌自然无法完全摆脱责任。他是第一战区主官，战役结果必须承担指挥责任；然而在关键决策阶段，他被调离岗位，作战方案又由何应钦主持确定，所谓“十万将士死伤”的沉重代价，显然不能只由一人解释。

更复杂的是，卫立煌长期受到所谓“与八路军关系密切”的怀疑。戴笠曾派人搜集相关材料，何应钦、蒋鼎文、汤恩伯等人也都与第一战区和河南地方权力存在利益纠葛。中条山失利后，各方都需要一个能够承受舆论和政治压力的人，卫立煌便成了最方便的对象。

1942年1月13日，军事委员会下令解除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并将其由陆军二级上将降为中将，改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遭到如此处理后，他对何应钦、戴笠等人极为不满，怒斥之语也由此传开。

这场风波的后果，不只是一次人事调动。中条山的失败让卫立煌与重庆当局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也使“战败由前线主官独自负责”的做法受到质疑。阵地可以失守，责任却不能只在地图上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