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8岁，老伴走后第2年，有人介绍了个老头，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晚上怕不怕|保姆|见面|话不多

声明：本文系虚构，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代入。

我58岁，老伴走后第2年，有人给我介绍了个老头，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晚上怕不怕，我说怕，他说那咱俩搭伙吧，我端起茶杯放下了

我今年58了，老伴走的那年我56。他走得太快，从查出来到没，前后不到四个月。头天晚上他还说想吃韭菜盒子，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那阵子我整个人是木的，别人跟我说话，我听得见，可就是反应不过来。儿子从深圳赶回来，一进门就跪在灵前，哭得站不起来。我站在旁边，一滴眼泪都没有。邻居张姐后来说，你那时候不哭，才吓人。

老伴走了以后，家里就剩我一个。房子是县城老棉纺厂的家属院，两室一厅，六十多个平方，还是八十年代盖的。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我也懒得弄。客厅摆的还是结婚时候打的那套沙发，木头扶手磨得发亮。厨房的碗柜门关不严，得用一根筷子别着。这些东西，老伴在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走了还是这样。我每天扫一遍地，擦一遍桌子，然后就坐在沙发上发呆。

儿子在深圳成了家，媳妇是湖南人，孙子今年上小学二年级。他们一年回来一趟，有时候过年，有时候国庆。每次回来待三五天，走的时候给我留点钱。我说不用，我有退休金，一个月3200多块，够花。他说妈你拿着，万一有个急用。钱我收下了，搁在床头柜的铁盒子里，攒着，也没花。

我一天的日子是这样的：早上5点多就醒，醒了也不起来，在床上躺着，听楼下的鸟叫。6点半起来烧水，冲一碗鸡蛋水，就着两块桃酥吃。吃完了去早市，买一天的菜。早市上碰见熟人多，这个说“吃了没”，那个说“今天茄子便宜”，我说“是啊，便宜”。然后回家，择菜，做饭，吃完了刷碗。下午睡一觉，醒了看电视，看一会儿就不知道演什么了。晚上煮点面条，吃了继续坐着。天黑透了，我就上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时候睁着眼到后半夜。

有一回半夜停电，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想找手电，摸了半天没摸着，脚底下绊了一下，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心里慌得不行，我想喊人，可家里就我一个，喊谁去？我就那么坐在地上，一直坐到天蒙蒙亮，电来了，灯亮了，我才从地上爬起来。

这事我没跟儿子说。说了他也帮不上，还让他担心。

老伴走了第二年开春，张姐来找我。张姐是我以前在棉纺厂的同事，比我大3岁，退休了没事干，天天在小区门口跟人打牌。她进门就笑，说：“我给你说个事，你别恼。”我说：“你说吧，什么事？”她说：“我给你介绍个老头。”

我愣了一下，说：“介绍什么老头，我都这岁数了。”

张姐说：“这岁数怎么了？你才58，后面还有二三十年呢，你就一个人过？儿子又不在跟前，有个头疼脑热的，谁给你端水？”

我没说话。她说得没错，可我心里就是别扭。老伴走了两年，我连想都没想过这事。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也觉得屋里空得慌，可让我再找一个人，跟人家一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我总觉得对不住老伴。

张姐看我犹豫，又说：“这老头姓赵，叫赵德顺，66了，以前在粮站上班，退休金一个月4000多。老伴也是走了，走了有五年了。一个闺女嫁到省城去了，也是不常回来。人挺老实的，不抽烟不喝酒，就是话少点。”

我说：“话少好，话多我还嫌吵。”

张姐一听我松口了，赶紧说：“那就见见？明天上午，在公园东门那个茶楼，我陪你一块去。”

我说：“行吧，见见就见见。”

那天晚上我又没睡着。我翻出老伴的照片看了半天。照片是前些年办的，他穿着那件灰色的夹克，头发还没全白，笑得有点憨。我跟他说：“老李，你可别怪我。”说完我把照片扣在床头柜上，翻过身，眼泪就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比平时还早。洗了脸，梳了头，翻衣柜找衣服。找了半天，找出来一件枣红色的毛衣，是儿媳妇前年给我买的，一直没舍得穿。我穿上试了试，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还行。又换了双干净的布鞋，拿上包就出门了。

公园东门的茶楼不大，一楼是打牌的，二楼是喝茶的。我到的时候张姐已经在了，旁边坐着一个老头。个子不高，偏瘦，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挺整齐，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眼睛不大，但挺有神。

我走过去，张姐站起来说：“来了来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李秀兰。”

老头站起来，冲我点了点头，说：“坐吧。”

我坐下了。张姐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说了几句闲话，就说要去门口买点东西，走了。她一走，桌上就剩我们俩，谁也不说话。我低头看茶杯，茶叶在水里打转。他也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平时在家都干啥？”

我说：“也没啥，做做饭，看看电视。”

他说：“我也不会做饭，老伴走了以后，我就瞎对付。”

又没话了。我心里想，这人果然是话少。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有点涩。

他忽然说：“你晚上一个人在家，怕不怕？”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我说：“怕什么？”

他说：“一个人住，晚上有个动静什么的，不怕？”

我说：“怕。怎么不怕。有一回半夜停电，我绊了一跤，坐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他点了点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咱俩搭伙吧。”

我正端着茶杯往嘴边送，听见这话，手停了一下。我把茶杯放下了。放下的时候手有点不稳，茶杯底磕在玻璃桌面上，响了一声。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表情很平静，不像在开玩笑。

我说：“这也太快了吧，这才第一次见面。”

他说：“第一次见面怎么了。咱俩都这岁数了，还跟年轻人似的谈个一年半载？不瞒你说，我见过几个了，有的嫌我年纪大，有的嫌我不会说话。我也挑，太能说的我受不了，太闹腾的我也受不了。你今天坐这儿，安安静静的，我觉得行。”

我说：“你觉得行就行？我还没说行呢。”

他说：“那你慢慢想。我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我就觉得，两个人搭伙过日子，比一个人强。你怕，我也怕。两个人在一起，好歹有个照应。”

那天我们后来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些别的。他说他早上喜欢去河边散步，我说我早上都去早市。他说他以前在粮站管仓库，我说我在棉纺厂细纱车间干了二十多年。走的时候他要了我的手机号，我给了他。

回家路上，我心里乱得很。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表情是认真的。我端起茶杯放下的那个动作，他肯定看出来了。我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到家我把枣红毛衣脱了，换上平时穿的旧衣服。坐在沙发上，我又想起老伴。我跟老伴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我23，他25。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公园，不过那时候公园还没修这么好，就是一片荒地，有几棵树。他见我第一面，脸就红了，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后来介绍人说，他回去跟家里说，这姑娘好，我相中了。

这么多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搭伙吧”这样的话。他嘴笨，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他做的都是实在事：我上夜班，他半夜起来给我热饭；我腰不好，他从来不让我拎重东西；我妈住院那会儿，他天天往医院跑，比我还上心。他走那天，我给他擦身子，才发现他后背有一道一道的红印子，是常年扛东西磨的。我当时就哭了，那是他走了以后我第一次哭。

第二天赵德顺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手机是老年机，屏幕小，字也小。我戴上花镜看了半天。他说：“今天河边风大，没去散步。你早市买着便宜菜了吗？”

我看着这条短信，不知道该怎么回。我想了半天，回了三个字：“买着了。”

他又发了一条：“那就好。”

然后就没了。

过了几天，张姐来找我，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才见一面。张姐说人家赵德顺对你印象挺好，说你文静，不咋呼。我说我那是没话说。张姐笑了，说没话说才好，话多的你受不了。

我说：“他第一次见面就说要搭伙，哪有这样的。”

张姐说：“这岁数了，谁还跟你绕弯子。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干脆点好。”

我说：“我还没想好。”

张姐说：“那你慢慢想，人家也没催你。”

话是这么说，可赵德顺隔三差五就给我发短信。都是些家常话：“今天下雨了，别忘收衣服。”“粮站那边新开了个包子铺，我去尝了，不如你做的。”我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他不催，也不问。

有一回我感冒了，发烧，浑身没劲，躺在沙发上起不来。到了下午，实在扛不住了，我自己去了社区医院。大夫说没事，就是着凉了，开了点药。我拿了药回家，刚进门就听见手机响。是赵德顺。我接了，他问：“你今天没去早市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路过你家楼下，看见你家窗帘没拉开。”

我说：“我感冒了，去医院了。”

他那边停了一下，说：“严重不严重？”

我说：“不严重，拿了药了。”

他说：“那你好好歇着，别做饭了，我一会儿给你送点吃的。”

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他说：“你别管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赵德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他说：“熬了点小米粥，你趁热喝。”我接过来，保温桶还是热的。他又从兜里掏出一包药，说：“这是感冒冲剂，你晚上睡觉前喝一包。”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

他说：“问的张姐。”

我让他进来坐，他说不坐了，你歇着吧。转身就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下楼，背影有点驼，走得挺慢。我关上门，把保温桶打开，小米粥熬得黏黏的，上面还飘着几颗红枣。我盛了一碗，喝了一口，热乎乎的，从嗓子一直暖到肚子里。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那天晚上我睡得挺好。第二天早上起来，烧退了。我把保温桶洗干净，想着怎么还给他。后来我给他发了个短信：“粥挺好喝的，谢谢你。”

他回：“好了就行。”

从那以后，他隔几天就来一趟。有时候带点水果，有时候带点菜。有一回他带了一条鱼，说是他闺女从省城寄来的，他也不会做，拿过来让我做。我说你拿过来让我做，那是我吃还是你吃？他说一块吃。我就做了个红烧鱼，又炒了两个菜。他吃了两碗米饭，说：“好吃，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了。”

我说：“你以前在家不做饭？”

他说：“老伴在的时候都是她做。她走了以后，我就凑合。有时候下面条，有时候买个馒头就咸菜。”

我说：“那你闺女不接你去省城？”

他说：“去过，住不惯。他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再说了，那房子小，我去了就得睡沙发。住了一个礼拜我就回来了。”

我说：“那你就一个人过？”

他说：“一个人过呗。不然咋办。”

那天他走了以后，我把碗筷收拾了，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会儿呆。我想起老伴刚走那阵子，我也是一个人，连饭都不想做，天天煮一锅粥，吃一天。后来张姐来串门，看见我瘦了一圈，骂我：“你这是干啥？人走了你就不活了？”我才慢慢开始正经做饭。

又过了些日子，张姐来找我，说赵德顺托她问问我，到底怎么想的。我说我还没想好。张姐说：“你到底顾虑啥？你说给我听听。”

我说：“我也说不清。就是觉得别扭。我都这岁数了，再找一个，人家会说闲话。”

张姐说：“谁说闲话？咱们厂那些老姐妹，哪个不说你该找一个？你儿子又不在跟前，你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的，谁知道？”

我说：“儿子那边，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张姐说：“你儿子要是真孝顺，他就愿意。他要是不愿意，那是他自私。”

我说：“我还没跟他说。”

张姐说：“那你跟他说说。你先问问他的意思。”

我想了好几天，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半天他才接，那边挺吵，好像在外面吃饭。我说：“妈有个事跟你说。”

他说：“妈你说。”

我说：“有个阿姨给我介绍了个老头，人还行。你觉得……”

话没说完，他就说：“妈，这是好事啊。你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只要人好，对你好，我没意见。”

我说：“你真没意见？”

他说：“我真没意见。妈你才58，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找个伴，我也放心。”

我说：“那……我再想想。”

他说：“行，你想好了告诉我。到时候我回去一趟，见见。”

挂了电话，我心里踏实了一点，可又觉得空了一块。儿子不反对，这事就成了一半。可那一半呢？那一半在我自己心里，我自己都说不清。

那天下午，我去公园散步，碰见了以前棉纺厂的老姐妹刘桂香。刘桂香比我大两岁，老伴也走了，她一个人过。她看见我，拉着我在长椅上坐下，说：“听说有人给你介绍了个老头？”

我说：“你听谁说的？”

她说：“张姐说的。怎么样？人好不好？”

我说：“还行吧，话不多。”

刘桂香叹了口气，说：“我跟你说，找伴可以，但有一条你得记住：别领证。”

我说：“为啥？”

她说：“你傻呀？你领了证，他的财产将来有你一份，你的财产也有他一份。到时候他闺女跟你儿子打起来，你受得了？你不领证，就是搭伙过日子，合得来就过，合不来就散，清清爽爽。”

我说：“那人家能愿意？”

她说：“怎么不愿意？这岁数了，谁还图那张纸？就是找个说话的、端水的。你要是领了证，将来他先走了，他闺女来找你要房子，你怎么办？”

我没说话。她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可我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刘桂香又说：“还有，钱得分开。你的退休金是你的，他的退休金是他的。日常开销可以一起花，但你别把你的钱贴给他。这岁数了，手里没钱不行。”

我说：“我知道了。”

她说：“你别嫌我说话难听。我是过来人。我那口子走了以后，也有人给我介绍过。我当时没答应，现在想想，有点后悔。可要是答应了，估计也麻烦。这岁数找伴，就是搭伙，别想那么多。”

那天回家，我心里更乱了。刘桂香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想起赵德顺给我送粥那天，他站在门口，背有点驼，手里提着保温桶。他不像是个算计的人。可刘桂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这岁数了，谁不怕呢？

又过了几天，赵德顺约我去河边走走。我去了。那天天气挺好，河边的柳树刚冒芽，风一吹，一晃一晃的。我们沿着河堤慢慢走，他走在我左边，替我挡着风。

走了一段，他说：“张姐跟你说了吧，我托她问的。”

我说：“说了。”

他说：“你咋想的？”

我说：“我还没想好。”

他点了点头，没再问。又走了一段，他说：“我知道你顾虑啥。你是怕人家说闲话，也怕将来麻烦。”

我没说话。

他说：“我跟你说实话。我老伴走了五年，头两年我也没想过再找。后来我生了一场病，住院住了半个月。闺女回来待了三天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医院，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就想，得找个伴。不为别的，就为生病的时候有人递杯水。”

他说得很慢，一句一句的，声音不高。

我说：“你闺女同意吗？”

他说：“她同意。她说只要我高兴就行。她也说了，将来房子和钱都是她的，我不领证就行。”

我看了他一眼。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

我说：“那你的意思是……”

他说：“我的意思是，咱俩搭伙。你搬过来住也行，我搬过去也行。日常开销我出，你的退休金你自己留着。不领证，就是个伴。将来谁先走了，各回各家，不给儿女添麻烦。”

他说完了，看着我。我低着头，看着地上的砖。砖缝里长着几棵小草，绿绿的。

我说：“你让我再想想。”

他说：“行，你想。想好了给我个话。想不好也没事，咱俩还当朋友处。”

那天回家，我坐在沙发上，把他说的话翻来覆去地想。他说得挺实在，没一句虚的。可我总觉得，这事不能这么简单。

我想起我老伴。老伴在的时候，从来没跟我说过什么“各回各家”的话。他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就是他的。他走的时候，存折上剩了不到两万块钱，他拉着我的手说：“钱不多，你留着花。”我说：“你放心，我不缺钱。”他说：“我知道你不缺，可我就想给你留点啥。”那是他这辈子跟我说过的最像情话的话。

赵德顺说得没错，可我就是觉得，哪里不对。

又过了几天，张姐来问我。我说赵德顺跟我提了，不领证，搭伙。张姐说：“这不是挺好吗？省得以后麻烦。”我说：“好是好，可我心里就是不踏实。”

张姐说：“你还想咋样？这岁数了，你还想找个天天跟你谈情说爱的？”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做买卖。”

张姐说：“什么买卖不买卖的，就是搭伙过日子。你想那么多干啥？”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爬起来，找出老伴的照片，跟他说：“老李，你说我该怎么办？”照片上他还是那样，笑得有点憨，不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给赵德顺发了条短信。我说：“我想好了。搭伙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他回得很快：“你说。”

我说：“你搬过来住。这房子是我和老李的，我住惯了。你那边房子租出去，租金你自己收着。”

他过了一会儿才回：“行。”

我说：“还有。日常开销你出，我的退休金我自己留着。但是——家里的饭我做，你不用管。你要是嫌不好吃，你自己做。”

他回：“行。”

我说：“还有。不领证。但你不能跟你闺女说我是保姆。我是搭伙的，不是伺候人的。”

他回：“行。我跟她说清楚。”

我说：“还有。将来你要是先走了，你闺女把你接走，我不拦着。我要是先走了，我儿子把我接走，你也不许拦。”

他过了一会儿回：“行。都听你的。”

我看着手机屏幕，想了一会儿，又打了一行字：“还有。你要是哪天不想过了，你说一声，你就走。我不拦你。我要是哪天不想过了，我也说一声。咱俩好聚好散。”

他回了两个字：“行。好。”

我把手机放下，坐在床上。天刚蒙蒙亮，窗户外头有鸟在叫。我忽然觉得心里松快了一点。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就是觉得，这事就这么定了。

赵德顺搬过来那天是个星期六。他带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一床被子，一个电饭锅，还有一个小纸箱，里头装着他老伴的照片和他自己的换洗衣服。

他把行李箱放在卧室的角落里，把被子叠好放在床上，电饭锅搁在厨房。然后他把小纸箱打开，拿出他老伴的照片，看了一会儿，搁在床头柜上。我没说话。他也没说话。

那天中午我做了四个菜：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青椒肉丝，一个醋溜白菜，还有一个紫菜蛋花汤。他吃了两碗米饭，说：“好吃。”

我说：“好吃就多吃点。”

他说：“以后我天天吃你做的饭，你可别嫌烦。”

我说：“烦了我就少做一个菜。”

他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晚上睡觉，我睡里屋，他睡外屋。我把卧室门关上了，没锁。他在外屋的沙发上铺了被子，没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把院子扫了，炉子也生好了，水也烧开了。他站在厨房门口，说：“水开了，你冲鸡蛋水吧。”

我说：“你起这么早？”

他说：“习惯了，睡不着。”

我冲了两碗鸡蛋水，一人一碗。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说：“糖放多了。”

我说：“嫌甜你自己放。”

他笑了笑，没说话。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早上他先起来，烧水扫院子。我起来做饭。吃完了，他去河边散步，我去早市买菜。中午一块吃饭，下午他看报纸，我看电视。晚上有时候出去走走，有时候就坐在屋里说话。他话不多，我也是。有时候半天不说话，也不觉得别扭。

有一回我做饭，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头。血一下子涌出来。我“哎呀”了一声。他从外屋跑进来，一看我的手，赶紧去拿创可贴。他帮我贴上，说：“你别动了，我来切。”

我说：“你会切？”

他说：“不会也得会，你手都这样了。”

他切菜切得歪歪扭扭的，粗细不一。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动了一下。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有个人在跟前，挺好。

但也不是什么都顺。有一回他闺女从省城打电话来，他接了，说了半天。挂了电话，他脸色不太好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闺女问我，你是不是在这当保姆。”

我说：“你怎么说的？”

他说：“我说你是搭伙的，不是保姆。”

我说：“她信吗？”

他说：“信不信由她。反正我跟你说的，我说到做到。”

我说：“你闺女是不是不乐意？”

他说：“她不是不乐意，她就是怕我吃亏。怕我把钱都花了，将来啥也不剩。”

我说：“那你就别花那么多。你留着，将来给她。”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留着干啥？我留着也是给她。可我现在还没死呢，我得过日子。”

我说：“那你就花。该花的花。”

他说：“你不怕我花完了，将来拖累你？”

我说：“你花的是你的钱，跟我没关系。”

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人，嘴硬。”

我说：“嘴硬怎么了？嘴硬不惹事。”

他笑了，说：“行，嘴硬好。”

又过了些日子，儿子打电话来，说国庆节要回来。我说：“你回来就回来，还打电话干啥。”他说：“妈，我想见见那个赵叔。”我说：“见就见，他来家里了，你回来就能见着。”

挂了电话，我跟赵德顺说：“我儿子国庆回来，说要见你。”

他停了一下，说：“那我到时候要不要回避一下？”

我说：“回避啥？你又不是见不得人。”

他说：“我是怕你儿子不高兴。”

我说：“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他自己说的没意见。”

他说：“那我就见见。”

国庆节那天，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了。赵德顺一大早去买了水果，又买了两瓶酒。我说你买酒干啥，我儿子不喝酒。他说不喝也得买，是心意。

儿子进门的时候，赵德顺站起来，说：“回来了。”

儿子说：“赵叔好。”

赵德顺说：“好，好。坐吧。”

那天中午我做了一大桌子菜。儿子跟赵德顺喝了点酒，聊了些家常。赵德顺问他深圳那边怎么样，儿子说还行，就是忙。赵德顺说忙点好，忙点有奔头。儿子笑了笑。

下午儿子把我拉到一边，说：“妈，赵叔人看着挺老实的。”

我说：“老实有什么用，话少。”

儿子说：“话少好，话多你嫌吵。”

我说：“你也这么说。”

儿子说：“妈，只要你自己觉得好就行。我看赵叔对你挺好的。”

我说：“还行吧。”

儿子说：“妈，你别嘴硬了。我看得出来，你比前两年精神多了。”

我没说话。儿子又说：“你要是觉得行，就好好过。我那边你放心，我支持你。”

那天晚上，儿子一家走了以后，赵德顺在厨房洗碗。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他个子不高，偏瘦，背有点驼。他洗碗洗得很慢，一个一个地擦。我忽然想起老伴。老伴以前也洗碗，洗完了把碗摞得整整齐齐的。他走了以后，那些碗我自己洗了两年。现在又有人帮我洗碗了。

赵德顺洗完碗，擦着手走出来，说：“你儿子挺好的。”

我说：“还行。”

他说：“他跟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

我说：“他瞎说的，你别当真。”

他说：“我当真了。”

我看了他一眼。他没看我，低着头擦手。

我说：“你当真干啥？我又不是小孩。”

他说：“你不是小孩，可你是个女人。女人就得有人照顾。”

我说：“我不用你照顾，我自己能行。”

他说：“你能行是你的事，我想照顾是我的事。”

我没说话。他把手巾搭在椅背上，说：“早点睡吧。”然后去了外屋。

我坐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窗户外头有月亮，照进来，地上白白的。我想起老伴走的那天晚上，月亮也是这么亮。我一个人坐在这个沙发上，觉得屋子空得吓人。现在还是这个沙发，还是这间屋子，可好像没那么空了。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赵德顺搬过来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我们没红过脸。他脾气好，我脾气也不算差。有时候我说话冲，他也不吭声，等我气消了再跟我说。有一回我嫌他扫地扫得不干净，说了他两句。他没说话，拿起笤帚又扫了一遍。扫完了说：“这回行了吧？”我看了看，说：“行。”他说：“那你就别生气了。”我说：“我没生气。”他说：“你没生气，你脸拉那么长。”我忍不住笑了。

也有外人说闲话的。楼下王婶有一回在早市碰见我，拉着我问：“听说你跟那个老头搭伙了？领证了没有？”我说没领。她说：“没领证啊？那你们算啥？”我说：“算搭伙。”她说：“搭伙是啥？不就是搭伙吃饭？那你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有个说话的。”她说：“那你不如找个保姆，还能挣钱。”我说：“我不用保姆。”她说：“那你就是傻。”我笑了笑，没再说话。

回家我跟赵德顺说了这事。他说：“她爱说啥说啥，咱过咱的。”

我说：“你不觉得难听？”

他说：“难听啥？我活到66了，还怕人说？再说了，她说她的，我过我的。我又不吃她家饭。”

我说：“你倒是想得开。”

他说：“想不开咋办？想不开就不过了？那不正合她意？”

我看了他一眼，觉得他说得对。

今年开春的时候，赵德顺的闺女从省城回来了一趟。她来之前打了个电话，说要来看看。赵德顺跟我说了，我说来就来吧。

那天他闺女来了，三十多岁，长得像她爸，瘦瘦的，眼睛不大。进门叫了我一声“阿姨”，坐下后，四处看了看。她问她爸：“住得惯吗？”她爸说：“住得惯。”她又问：“吃得惯吗？”她爸说：“吃得惯。”她看了我一眼，说：“阿姨，我爸不会做饭，麻烦你了。”我说：“不麻烦，我也得吃。”

她坐了一会儿，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搁在桌上，说：“阿姨，这是我爸的退休金卡，你拿着。他这个人不会管钱，你帮他管着。”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动。赵德顺说：“你拿回去，我自己管。”

他闺女说：“爸，你管啥呀？你以前一个人，钱都瞎花了。现在有人给你做饭，你把钱给阿姨，让她安排。”

赵德顺说：“不用。我们说好了，各花各的。”

他闺女看了我一眼，说：“阿姨，我爸这个人实诚，你别嫌他。”

我说：“我不嫌他。他实诚好，实诚不惹事。”

她走了以后，赵德顺把信封收起来，搁在抽屉里。我说：“你闺女挺孝顺的。”他说：“孝顺是孝顺，就是爱操心。”我说：“操心好，操心说明她惦记你。”他说：“惦记我，也惦记我那点钱。”我说：“那正常。不惦记才怪。”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惦记？”我说：“我惦记你的钱干啥？我自己的够花。”他说：“你真不惦记？”我说：“真不惦记。我要是惦记，我就不跟你搭伙了，我直接跟你领证去。”他笑了，说：“你这个人，嘴硬心软。”我说：“你才嘴硬心软。”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外屋赵德顺在咳嗽。他咳了几声，停了，又咳了几声。我爬起来，倒了一杯水，开了卧室门。他坐在沙发上，看见我出来，说：“吵着你了？”我说：“你没吵着我，我是起来上厕所。”我把水递给他，说：“喝点水，润润嗓子。”他接过去喝了。我说：“明天去买点止咳的药。”他说：“不用，老毛病了。”我说：“老毛病也得治。”他说：“行，听你的。”

我回了屋，关上门。躺在床上，听着外屋没动静了，我才慢慢睡着。

现在想想，这一年过得挺快。去年这时候，我还在一个人守着这间屋子，半夜睡不着，睁着眼到天亮。今年这时候，外屋有个人在打呼噜，我嫌吵，可也睡得着了。

张姐前几天来串门，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她说：“还行就行。这岁数了，还图啥？就图个还行。”我说：“你说得对。”她说：“赵德顺这个人不错，老实，不花心，不喝酒不抽烟，退休金也不低。你算是找着了。”我说：“找着啥了，就是搭伙。”她说：“搭伙搭好了，比领证的强。”我说：“为啥？”她说：“领了证，你就得管他闺女叫闺女，他闺女就得管你叫妈。你愿意？”我想了想，说：“不愿意。”她说：“那不就得了。”

昨天下午，我跟赵德顺去河边散步。走到那座桥上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趴在栏杆上看水。我也停下来，站在他旁边。水挺清的，能看见底下的石头。

他说：“我老伴以前也爱来这儿。”

我没说话。

他说：“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来过几回。站在这儿，看着她以前站过的地方，心里空落落的。”

我说：“我老伴也爱来这儿。不过他都是早上来，打太极。”

他说：“那咱俩以前说不定碰见过。”

我说：“碰见也不认识。”

他说：“现在认识了。”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有点凉。他把外套脱下来，要给我披上。我说不用。他说披上吧，别着凉。我披上了。他的外套有点大，袖子长出一截。

他说：“你说咱俩能过到啥时候？”

我说：“过到过不动为止呗。”

他说：“那你要是先过不动了呢？”

我说：“我儿子接我走。”

他说：“那我呢？”

我说：“你回你闺女那儿去。”

他点了点头，说：“行。”

我说：“你舍得？”

他说：“舍不得也得舍。咱俩说好的。”

我说：“你倒是记性好。”

他说：“你说的每一句我都记着。”

我把外套紧了紧，没说话。河面上有一只水鸟飞过去，落在对岸的芦苇丛里。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赵德顺已经把水烧好了。我冲了两碗鸡蛋水，一人一碗。他喝了一口，说：“今天糖放得正好。”我说：“我放少了。”他说：“少了好，太甜了齁嗓子。”我说：“你昨天还说甜了。”他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我笑了笑，没说话。

吃完了饭，他去河边散步，我去早市买菜。早市上碰见王婶，她又问我：“你跟那个老头还过着呢？”我说：“过着呢。”她说：“啥时候领证？”我说：“不领证。”她说：“不领证你图啥？”我说：“图个说话的人。”她说：“说话的人满大街都是，你随便拉一个都能说话。”我说：“拉一个不行，得是那个。”她说：“哪个？”我说：“就是那个。”她没听懂，我也没再解释。

我买了菜回家，赵德顺已经回来了。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回来，说：“今天买菜花多少钱？”我说：“23块5。”他说：“我给你。”我说：“不用，说好的各花各的。”他说：“那中午的菜钱我出。”我说：“你出就你出。”他从兜里掏出30块钱，塞给我。我接了，找了他6块5。他不要，我说：“拿着，说好的。”他接了，揣在兜里。

中午我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青菜，还有一个排骨汤。他吃了两碗米饭，说：“今天的汤好喝。”我说：“好喝就多喝点。”他又盛了一碗。

吃完了，他洗碗。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演的是个家庭剧，婆婆和媳妇吵架。我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关了。赵德顺洗完碗出来，说：“怎么不看了？”我说：“不好看。”他说：“那你想看啥？”我说：“啥也不想看。”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拿起报纸看。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他翻报纸的声音。

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老伴的忌日。两年前的今天，他走的。我早上烧了一炷香，没跟赵德顺说。他大概也不知道。我看了他一眼，他正低头看报纸，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看得挺认真。

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怎么说。想了想，还是没说。

他翻了一页报纸，忽然说：“你今天是咋了？一上午没怎么说话。”

我说：“没啥，就是有点累。”

他说：“那你去躺会儿，晚饭我来做。”

我说：“你会做？”

他说：“不会做还不会学？你教我。”

我说：“行，那你做。”

他放下报纸，站起来，说：“那我现在就去准备。”

我说：“现在才几点，你准备啥？”

他说：“那我先去把菜洗了。”

他进了厨房，我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窗户外头有一棵老槐树，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往下掉。我想起老伴走的那天，也是秋天，槐树叶子也是这么黄。他躺在医院的床上，拉着我的手，说：“你以后一个人，要好好的。”我说：“你别瞎说，你没事。”他说：“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我说：“你知道啥，你啥也不知道。”他笑了笑，说：“我啥也知道。”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赵德顺正在洗菜，水溅了一身。我说：“你围裙也不系，衣服都湿了。”他说：“没事，一会儿就干了。”我拿了围裙给他系上。他说：“你系歪了。”我说：“没歪。”他说：“歪了。”我说：“没歪。”他笑了笑，没再说话。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洗菜。他洗得很慢，一片一片地洗。窗户外头有风，吹得老槐树沙沙响。我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好像没那么凉了。

晚上吃完了饭，赵德顺去外屋看电视。我坐在卧室里，把老伴的照片拿出来。照片上他还是那样，穿着灰夹克，笑得有点憨。我跟他说：“老李，我今天没哭。”他没说话。我又说：“老李，你别怪我。”他还是没说话。我把照片放回去，关了灯，躺在床上。

外屋的电视还在响，赵德顺大概在看新闻。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今天早上起来，赵德顺已经把水烧好了。我冲了两碗鸡蛋水，一人一碗。他喝了一口，说：“今天糖放得正好。”我说：“我没放糖。”他愣了一下，说：“没放糖？”我说：“没放。”他说：“那怎么是甜的？”我说：“你嘴甜。”他笑了，说：“你这个人，嘴硬心软。”我说：“你才嘴硬心软。”

吃完了饭，他去河边散步，我去早市买菜。早市上碰见张姐，她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她说：“还行就行。”我说：“你问了多少遍了？”她说：“问多少遍也不嫌多。”我说：“那你接着问。”她说：“赵德顺对你好不好？”我说：“好。”她说：“怎么个好法？”我说：“他给我烧水。”她说：“烧水就算好？”我说：“他给我烧了一年的水。”她看了我一眼，说：“那就是好。”

我买了菜回家，赵德顺已经回来了。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回来，说：“今天买菜花多少钱？”我说：“18块。”他说：“我给你。”我说：“不用，说好的各花各的。”他说：“那中午的菜钱我出。”我说：“你出就你出。”他从兜里掏出20块钱，塞给我。我接了，找了他2块。他不要，我说：“拿着，说好的。”他接了，揣在兜里。

中午我做了个炒青菜，一个豆腐，还有一个鸡蛋汤。他吃了两碗米饭，说：“今天的豆腐好。”我说：“好就多吃点。”他又盛了半碗饭。

吃完了，他洗碗。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演的是个相亲节目，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在台上，主持人问他们愿不愿意。老头说愿意，老太太说考虑考虑。我看了一会儿，换了台。

赵德顺洗完碗出来，说：“怎么不看了？”我说：“不好看。”他说：“那你想看啥？”我说：“啥也不想看。”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拿起报纸看。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他翻报纸的声音。

我忽然说：“老赵。”

他抬起头，说：“嗯？”

我说：“你说咱俩能过到啥时候？”

他说：“你不是说过到过不动为止吗？”

我说：“那要是过不动了呢？”

他说：“那就各回各家。”

我说：“你舍得？”

他看了我一眼，说：“舍不得。”

我说：“舍不得咋办？”

他说：“舍不得也得舍。说好的。”

我说：“那要是我先走了呢？”

他说：“你走不了。你身体比我好。”

我说：“万一呢？”

他说：“没有万一。你比我小8岁，你肯定比我活得长。”

我说：“那要是你先走了呢？”

他说：“我先走了，你就回你儿子那儿去。”

我说：“那你呢？”

他说：“我都走了，我还管那么多？”

我看了他一眼。他低着头，翻了一页报纸。我说：“老赵。”他说：“嗯？”我说：“你这个人，嘴也硬。”他说：“跟你学的。”我说：“我没教你。”他说：“不用教，看也看会了。”

我没再说话。他也没再说话。电视里还在演，一个老太太在台上说：“我就想找个说话的。”我听了，觉得这话说得挺对。

窗户外头，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还在往下掉。一片，两片，落在地上，被风吹着跑。赵德顺坐在椅子上看报纸，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看得挺认真。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好像比上一个秋天长了一点。

我把电视关了。他说：“不看了？”我说：“不看了。”他说：“那干啥？”我说：“坐着。”他说：“坐着干啥？”我说：“坐着就坐着。”他放下报纸，说：“行，坐着。”

我们就那么坐着。他在椅子上，我在沙发上。窗户外头有风，吹得老槐树沙沙响。谁也没说话。

坐了一会儿，他说：“明天去河边走走？”

我说：“行。”

他说：“那早点睡。”

我说：“行。”

他站起来，去了外屋。我坐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窗户外头的风停了，老槐树不响了。屋里静悄悄的，能听见外屋赵德顺的呼吸声。

我站起来，关了灯，进了卧室。躺在床上，我想起今天在早市上，王婶又问我：“你跟那个老头还过着呢？”我说：“过着呢。”她说：“啥时候领证？”我说：“不领证。”她说：“不领证你图啥？”我说：“图个说话的人。”她说：“说话的人满大街都是。”我说：“拉一个不行，得是那个。”她说：“哪个？”我说：“就是那个。”

她没听懂。我也没再解释。有些事，说不清。说清了，反而没意思了。

外屋的赵德顺翻了个身，咳嗽了一声。我听着，没动。过了一会儿，他又翻了个身，没动静了。我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赵德顺已经把水烧好了。我冲了两碗鸡蛋水，一人一碗。他喝了一口，说：“今天糖放得正好。”我说：“我没放糖。”他愣了一下，说：“没放糖？”我说：“没放。”他说：“那怎么是甜的？”我说：“你嘴甜。”他笑了，说：“你这个人，嘴硬心软。”

我说：“你才嘴硬心软。”

他说：“那咱俩都嘴硬心软。”

我说：“嘴硬心软好，不惹事。”

他说：“对，不惹事。”

吃完了饭，他去河边散步。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下楼。他走得挺慢，背有点驼。走到楼下，他回过头，冲我摆了摆手。我也摆了摆手。他转过身，慢慢走远了。

我关上门，回到屋里。屋子里静悄悄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沙发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阳光一点一点地挪。我想起老伴走的那天，阳光也是这么照进来，照在沙发上。那时候我觉得，这屋子空得吓人。现在还是这间屋子，还是这个沙发，可好像没那么空了。

我站起来，去厨房收拾碗筷。碗筷在水池里，赵德顺的碗里还剩了一口鸡蛋水。我拿起来，喝了。有点甜。我没放糖。可能是他放了。他没说，我也没问。

我把碗洗了，擦干，摞好。然后坐在沙发上，拿起赵德顺的报纸翻了翻。报纸上都是些国家大事，我看不太懂。翻到最后一版，有一篇小文章，写的是老年人再婚的事。我看了一会儿，觉得写得不对。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再婚不再婚的事。是两个人的事。可两个什么人，我也说不清。

我把报纸放下，站起来，去院子里。院子里的阳光挺好，老槐树底下有一把椅子。我坐下来，晒着太阳。过了一会儿，赵德顺回来了。他手里提着一袋橘子，说：“河边有人卖橘子，便宜，我买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