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的储物间里,我把一箱旧档案码齐。

对面的宴会厅门开着,笑语声涌进楼道,杯盏碰撞的声音一下一下扎着耳膜。

程丹正在给新来的挂职干部接风,那顿饭原本也有我一份,却没人通知我。

我把门轻轻带上,没什么难受的。六年前选择去援疆那天起,我就看清了一件事。风沙和烈日都挨过了,这点凉薄不算什么。

可后来的事,确实有些蹊跷。

一群远方来客进了机关大院,点名要见我。再后来,省委组织部的车停在了楼下。程丹站在大厅里,脸上的笑就不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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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火车是早上七点十二分到站的。六月底,省城已经很热了。

我拎着行李箱走出出站口,看到出站口外接站的人不多,没有发改委的牌子。

给处里打了个电话,办公室的小曹接的,说程处长今天有个会,让我先去单位,办公室已经安排好了。

挂了电话,我在广场边上吃了碗面。

面馆老板娘问我要不要加个蛋,我说好。

又问我从哪儿回来的,我说新疆。

她愣了一下,说那地方远得很吧?

我说,坐火车要三十几个钟头。

到机关大院的时候将近九点。

门卫换过人了,看了我的介绍信,又打量了我两眼,才放我进去。

楼还是那栋楼,走廊里换了新的宣传栏,公示牌上程丹的名字后面挂着一个处长的头衔。

我站在公示牌前看了一会儿。

曹高澹从走廊那头小跑过来,说彭处长,您到了,我带您去办公室。

我跟着他穿过半条走廊,在一扇贴着仓库标签的门前停下来。

门推开了,里面摆着一张旧办公桌,一把椅子,靠墙堆着几摞捆好的旧档案。

窗户朝北,没有阳光。

曹高澹挠了挠头,说处里最近腾不出空房,程处长让先委屈您在这儿过渡几天。

我说行,这里清静,适合干活。

他帮我把行李箱靠墙放好,又问我需不需要换台电脑,说这台旧了,开机要几分钟。

我指了指桌上那台屏幕发黄的机器,说能开机就行。

曹高澹走后,我拧了块抹布把桌面擦了一遍。

桌角漆面磨掉了大半,露出灰白的木头底色。

窗外能看见对面一家酒店的二楼宴会厅,服务员正在里面摆台。

大约是十一点半,走廊里热闹起来。

曹高澹隔着门喊我,说中午处里在对面酒店聚餐,给上面新来的挂职干部接风,问我要不要一起。

我说你们去吧,我刚回来,行李还没收拾完。

他就没再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对面酒店飘过来饭菜的香味,隔着玻璃窗,我看见程丹站在包厢门口,正在跟人握手。

桌上搁着一沓文件,最上面一份是处里的上半年信访工作总结。

我翻开看了看,页码不全,缺了中间几页。

我坐下来,把那台旧电脑开了机,屏幕亮起来用了四分钟。

下午三点多,赵志强推门进来。

他是当年的老同事,我在时他还是主任科员,如今已经当上副处长了。

他手里端着一只保温杯,看见我坐在屋里,在门口顿了顿才进来。

回来了。他说。

回来了。我说。

他朝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处室的编制已经满了,你心里有个数。”

我说知道了。

他站了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端着杯子走了。走的时候替我把门带上,门轴缺了油,发出一声长长的吱呀声。

傍晚下班前,程丹来了。

她穿一件浅蓝色衬衫,头发盘在脑后,比七年前瘦了不少,眼角的纹路也深了些。

她进门时笑着,笑得没什么温度,说老彭,我今天实在太忙了,也顾不上你,先把这边的活儿交给你适应适应,回头等忙完这阵子,大家再聚一聚。

我说行,不急。

她看了看桌上那沓信访材料,又补充道:“处里就数你资历老,这些工作交给你,我放心。”

我应了一句好。

她走之后,屋子里又安静下来。

走廊那头有人说话的声音,听着是新来的挂职干部正由人领着参观,那脚步声进来又出去,没往我这头来。

我收拾了一下桌面上的文件,把电脑关了机,锁好门,出了机关大院。

天黑之前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给萧秀荣发了条短信:到省里了,都好。

她没立刻回。

我坐在床边,窗外能看到对面小区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看起来是一片陌生人间的暖意。

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想起母亲当年送我上火车的那个早上。

她在站台上站了很久,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抬手拢了拢,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那时候我在想,此去经年,只要把那边的事做好,往后会有大把时间陪她。

谁能想到呢。

那台旧电脑的开机声响了一夜,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地响。入睡前,我想起赵志强压低声音说出的那句话,又想起程丹那笑容里不带温度的味道。

我用被子蒙住头,逼自己把那些念头掐掉。七年都过来了,还差这几天吗。

02

处务会是第二天上午开的。程丹主持,处里七八个人围坐在会议室长桌边。

她先介绍了新来的挂职干部,又让大家轮流说了说手头的工作,最后才轮到我。

她笑着说:“我们处里最老的同志回来了。彭处长在新疆待了七年,吃了不少苦,这次回来,先让他适应适应,担子一样一样加。”

几个年轻同事鼓了鼓掌,掌声稀稀拉拉的。

程丹接着排分工。

我分到的是档案整理、信访回复、党史材料校对,全是边缘杂事。

我说好,没有意见。

坐在斜对面的赵志强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低头去翻笔记本。

散会后我回到那间储物间。

桌面上堆着三箱档案,最早的一箱是十年前的。

我拆开最上面那箱,翻了翻,都是些早已了结的旧案卷。

用不着什么业务能力,只需要细心,把材料按年份归类、编号、入册。

上午我把第一个箱子理完,腰有点酸。

窗外天很热,楼下的知了叫得没完没了。

泡了杯茶,茶叶是萧秀荣寄来的,说老家今年的新茶,让我带过去分给同事尝尝。

我在那间屋里坐了半个钟头,那杯茶从烫放到凉,也没等来一个进门的人。

中午去食堂打饭,队伍排到门口。

好几个人看见我,先是愣一下,然后笑着点头叫一声彭处长,但没有人排到我身边来说话。

等我端着餐盘坐下,我那一桌旁边空着三四个位子。

有两个年轻同事端着餐盘过来,看见我坐在那里,犹豫了一下,坐到了隔壁桌。

埋头吃完,把餐盘送到回收处。食堂阿姨认识我,问了一句:彭处长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她说,那边苦不苦?我说,也还好,习惯了就不觉得了。

下午我去科里借一台能用的电脑,之前的旧机器开机要四分钟,实在误事。

科里的李工看了看我填的领用单,面上带了些难色,说:“彭处长,当前这批新机器是戴尔配置给各业务处的,我不是不给您的,只是这审批流程得走程处长的签字。”

我听了没有难为他。新电脑的审批单上,程丹那栏签字一直空着。李工为难地搓了搓手,说要不我帮您找找旧机器里还能用的?我说行,麻烦你了。

傍晚,我在走廊拐角听见程丹在跟人说话。

声音不大,但那句话还是清清楚楚飘了过来:“在那边待了那么多年,风头出了不少,回来不还是这个样子嘛。”说话的人笑了一声。

拐角那边有人走开的脚步声。

我站在原地顿了一下,转身下了楼。

晚饭去街口的小店要了一碗馄饨。

老板娘端上来时烫了手,我帮她把碗接过,她连声道谢。

小店不大,电视里在播天气预报,说新疆北部有大到暴雨,气温骤降。

我看着电视屏幕出了会儿神。

回到旅馆,手机响了。

是萧秀荣。

她问我在省城住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单位给安排了办公室。

她又问有没有人接待,我说有,都挺好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彭,你不要什么都憋着。你那个人我还不知道吗,不高兴也不吭声。”我说真没有,这边事情不多,清闲得很。

她说清闲也不是坏事,你好好歇一阵子。

挂了电话,我在窗边坐到很晚。远处主干道上的车流不断,尾灯拉成一条条红亮的光线,来来去去。

我拉开随身带着的那个旧皮包,摸索了一会儿,翻出一封信。

是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抽屉里找到的,她写好了信想寄到新疆来,却没有寄出。

信写得不长,前半段在说院里的石榴树开花了,后半段说她身体没什么大碍,让我安心工作,别惦记着。

那封信信封上的邮戳日期,是她住院之后第八天。落笔的时间却写着更早的日子。母亲是在信寄出前住院的,所以这封信就永远留在了那儿。

我把信收好,关了灯,躺下。黑暗中盯了天花板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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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周五下午,我接到了郭义海的电话。

他是在任时把我提拔起来的省发改委主任,两年前正式退的休,今年该有七十了。话筒那边他的声音比从前迟缓了些:“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老领导。

他说:“程丹有没有安排你吃顿饭?”

我顿了顿,说,挺忙的,大家都在忙。

他不冷不热地应了一声,算是对我这句话的一个回应,又才接着说起来:“你的组织关系不在发改委,在省委组织部。你记好这一条。在那儿只是过渡,不用跟任何人纠结工作安排的事。”他的声音慢慢浊下来,像是斟酌着什么,“有些事,该来的自然会来,你不用跑去问,也没人会正式通知你。你沉住气,是你的,跑不了。”

我握着电话没说话。他这么说,肯定是知道了些什么,但又不便说得太透。顿了顿,我说,我听您的。

他说:“上次你寄回来的那箱红枣,你阿姨煮粥用了,说很不错,有空来家里坐坐。”我说好。他挂了电话。

那通电话结束,我没多想他话里的深层含义,对我而言,他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沉住气,手上该干的活干好,别的交给时间。

我在储物间的那张办公椅上坐着,忽然很想翻一翻母亲那封信,却记起信落在旅馆枕头底下了。

下午,我继续整理档案。到第三箱的时候,发现有些不对。

这一箱装着的是处里干部历年的考核材料归档卷。

我从最底下抽出几份贴着“援疆”标签的文件袋。

袋子不厚,封面上写着年份,拆开看了看,里面是我在疆期间每年报送省委组织部的年度考核材料归档记录。

按流程,考核材料应当由原单位收到文件后归档保存,但支委会记录和报送回执的逻辑有明显异常,有几份的时间线对不上。

我对照着目录翻了半天,觉得不对劲了。

处里档案室这几年的借阅登记簿就放在箱底,我翻开,在借阅人一栏里,看见程丹的名字出现三次,借阅日期对应着三份考核材料归档的年份。

而在“归还日期”那一栏,有被涂改液抹掉的痕迹,透过那层白渍,隐约能看到抹去的字迹比新的登记晚了很长时间。

我掏手机拍了两张照片,又把文件放回原处。没有声张,照常把那箱档案理完,用打包绳捆好,贴上标签,推到墙角。

下班前,萧秀荣又打来电话。

她的语气有点急:“老彭,我听人说,你们处里的编制已经满了,那你往后怎么办?总不能一直整理档案吧。你去找找老领导,问问情况,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渐沉的暮色,说:“今天郭主任来电话,说组织关系在省委组织部,不会让我一直闲着。你别急。”

她在那头沉默片刻:“我不急。我是怕你心里头委屈,又不同我说。你那个脾气,从前就是这样,什么都扛着,我有时候宁愿你发脾气。”

我说真没有,不是那种事。

她说行,你什么时候回来一趟?我说等安顿好就回。

挂了电话,天已经彻底黑下来。我把那几张拍好的照片翻出来看了又看,照片里涂改液的痕迹在白炽灯下泛着不均匀的光泽。

我关掉手机,走廊里这个点已经很安静了。我走出储物间,经过程丹办公室门口时,她的门缝下还漏着灯光,里面传来翻动纸张的声响。

我没停步,下了楼。

04

那批档案我用了三天理完。剩下的事不多,曹高澹偶尔过来跟我聊几句,赵志强偶尔路过时朝屋里点点头。程丹再没来过,也没再给我分什么新活。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屋里,翻那里的过期文件,整那里寄存的历史。

茶水间在走廊另一头,每次去打水都要经过一排紧闭的办公室门,隔着这些门传出来键盘敲击的声响和对话声,是一面天然的屏障。

那周萧秀荣来省城看我。

在旅馆前台,她看到我住的是最便宜的那种小单间,眉心就皱了起来。

到了房间里,她没忍住,说:“单位到底怎么安排的?连间宿舍都不给你?”

我说有宿舍,我自己嫌远没去住,就住这儿了,方便。

她说你就糊弄我吧。

没再接这句话。

我领她到楼下小饭馆吃饭,她要了一个菜,嫌不够,又添了一个。

吃饭时她忽然提起:“我前几天碰见赵志强他媳妇了,说你一回省城就被晾起来了。还说程丹到处跟人讲,说你援疆几年也没弄上实职,再回来就剩下个老同志的资历了。”

我没应声,夹了一筷子菜放她碗里,说这个茄子烧得不错。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往下说。

两个人安安静静吃了一顿饭。

饭后走在街上,她忽然伸手挽住我的胳膊,说:“老彭,你千万别觉得自己白辛苦了。你在那边做的事,那边的人记着,那就值。”

我拍拍她的手,没说话。

街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记得很多年前,她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也是这样挽着我的胳膊走在街上,话很多,一说说一路。

如今她话少了,鬓角也添了白,但对于我的事情的关切却更深了。

第二天她回老家,在长途车站进站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人,心里有事脸上也看不出来。我不管你怎么想想,该争取的你得去争取,哪怕不为了自己,也得想想孩子。孩子今年可就要高考了。”

我说知道了。她的身影消失在检票口的拐角,我在站前广场上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

回到单位,刚坐到那把椅子上,赵志强推门进来,把门带严了。

他压低声音:“程丹最近在调处室分工方案,把你划到‘综合保障’那一摊去了。另外我听说,她跟分管领导提了一嘴,说处里职数满了,想建议把你调到厅属的二级单位去。”

我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桌上:“这是那次处务会之前她发给几个处室负责人征求意见的邮件截图,你看看吧。兄弟能帮你的就这些了。”

他又说了一句:“你那个援疆考核材料的事,我听办公室的人说,程丹前阵子让人事口查过你的考核等级和档期,还让那边先别在系统里上报审批。我寻思这话有点蹊跷,但那个口子我说不上话。”

赵志强说完便走了。屋子里恢复了安静,窗外树上的知了声更加响亮。

我把那张截图拿起来看了两遍,放回桌上。

然后拉开抽屉,把手机里拍的那几张借阅记录翻出来,跟着赵志强给的那张纸放在一起。

我看着这些,心里头想,当年母亲病重时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来着?

我从随身的旧皮包夹层里,把那封没有寄出的信又摸了出来,展开,看了最后一遍。

母亲写:院子里的石榴开了,火红火红的,你若在就好了。

我看完之后,那封信叠好,收进信封里,在抽屉最底层放妥。

我轻轻舒了口气,把心思收回了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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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星期二早上,我接到办公室的电话,说受援地的干部要来省里参加对口协作座谈会,发改委这边由程丹负责对接。

我听了没太在意,毕竟人归我管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照常坐在储物间里,翻着角落里一摞往年《援疆工作简报》,把它们按年份排好。

上午十点多,走廊那头有说话声。

我听见程丹那带着笑意的声音,正在介绍我们这几个处室的职能和分工。

说着说着,一行人经过了我这间办公室门口,脚步声却停下了。

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隔着门问:“这间办公室是谁的?怎么挂了仓库的牌子?”

程丹的声音停了一拍,笑了一声:“这儿确实是个仓库……里面堆着些旧档案,临时有个同志在这儿办公。”

那中年男人的声音说了一句:“哦。”过了一会儿,大概几十秒的样子,他问了一句,“这是彭平同志的办公室吗?”

程丹没有立刻回答。

门被敲了两下。

我走过去开了门,门口站着几个面孔黝黑、风吹日晒痕迹明显的干部,打头的一个高个子看见我,眼睛一亮,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用力摇了摇:“彭书记!可算见着您了!”

我认出他是那边县里负责水利的副县长,姓马,当年跟着我跑了三年工地。他身后另一个干部我也认得,是当年负责项目协调的老王。

马县长回头看了程丹一眼,目光又转回来,握着我的手不放:“我们是专程来省里对接后续帮扶工作的。但今天进这个楼,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来看看您。”他从随行的包里取出一样东西,递到我手里。

是一本册子。

册子不厚,封面上印着一行简单的字:某县引水灌溉工程通水纪念册。

我翻开,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那条我主持修完的主干渠,渠水正畅快地流进干裂的土地里。

旁边有一行当地群众用毛笔写的字:“吃水不忘挖井人。”

马县长说:“本来早该送过来的,前两年工程收尾走不开。这回县里专门交代,让我一定要当面交到您手上。”

程丹站在走廊里,脸上的笑容还挂着,那笑容却像贴上去的一样,嘴角的弧度僵着,眼神里写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她试着岔开话题:“老彭在疆期间工作扎实,这不,群众都记着。”

马县长松开我的手,转向程丹:“程处长,我们在新疆那几年,彭书记吃住都在工地,一连几个月不回指挥部。到后来,当地老乡都认识他,他走的时候,路两边站了不少送行的人。应该说,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后方支援。省发改委给我们派来了彭书记,这就是最大的支持。”

程丹的笑意淡了。她微微颔首,没接上什么有用的话。

座谈会定在十点半。

到了会议室,程丹安排马县长一行坐下,工作人员倒上茶水。

议程按部就班进行着。

起初都是程丹主持,介绍省里的援疆工作成果。

轮到马县长发言时,他站起身,没照稿子念,先往我坐的方向看了一看。

马县长说:“我今天不念报告了,就讲几条实际数据。第一,某县引水灌溉工程建成后,新增有效灌溉面积七万余亩。两条干渠,一条支渠,全长四十余公里,解决了当地十一万人、四万多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程丹依然坐在主位上,但她的动作开始显得不太自然,时而翻动面前的材料,时而看看马县长,目光又掠过坐在末席的我。

马县长接着说:“第二,彭书记在疆期间,协调后方落实援疆资金三千八百余万,引进产业项目六个,其中有三个至今仍在正常运行。”他说到这儿,声音顿了一下,“第三件事,是我想代表当地老百姓,当面感谢彭书记。”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朝我举了举。

老王和另外几名干部也站了起来,齐刷刷地举着杯子。

他们没像多热烈的欢迎仪式,但做得自然、同心,比那种酒桌上的浮面客气更让人心里一动。

会场空气凝住了一瞬,程丹下意识端起杯子,似乎想站起来说些什么,但终究没有站起来。

马县长坐下来后,合同数据交流还在继续。

散会时,我起身送他们到楼下。

马县长在大厅里握住我的手,说:“彭书记,省里的考核文件出来前,您藏了几个月的拙,许多老部下来省里开会都没能见上您。今天我们来,就是想着给您道个别,也是点个卯,让有些人知道,您在新疆的工作,不只是一份履历,是有老百姓记着的。”

他说完这句话,拍了拍我的手背,转身走向等在院里的车。

老王追上两步,又折回来,压低声音加了一句:“彭书记,您走后,你们省里来考察干部的时候,有人问起过您的材料。我当时说的原话就是:这样的干部,你们再不重用,还想用什么样的?”

车开走了。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那辆车的尾灯拐出院门,消失在午间车辆行驶的街道上。

楼里走廊的窗户后面,一盆绿萝的叶片间,隐约有一道身影立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开。

那天下午,程丹没有出过办公室门。

而我坐在储物间里,把那本通水纪念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窗外起了风,吹得梧桐叶哗哗响,像是要把一个夏天积攒的闷热都吹散似的。

我把册子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关上的时候,动作很轻。

我那个下午心神有些不宁。

但又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想来大概是: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原本没想着别人会记得。

可真有别人记得的时候,心里便多了一些比欣慰更重的东西。

但我也没让自己多想,照旧打开了电脑,整理那沓没弄完的信访材料。

桌上时钟的指针,平静地走过了那个下午。

06

我是周五下午才知道的消息。准确地说,是那天下午三点多,省委组织部的车直接开进了机关大院。

先说那天上午的事。

党组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各处室汇报近期工作,程丹坐在第二排位置。

我本不在参会名单上,后来办公室通知我下午不用走远。

党组会结束后,程丹脸色不太好看。

有消息说她上午在会上提了我的工作安排建议,说是处室职数已满,建议将我调整到厅属二级单位。

据说她的话音落下后,会议室里沉默了好一阵,委领导没有当场表态,只说了句“知道了”。

具体是真是假,我无从分辨,也不打算去分辨。

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一辆黑色轿车从机关大门缓缓驶进来,停在了后院。

车牌照不是省城街面上常见的那种。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前面那位约莫五十出头,灰色短袖衬衫,戴着眼镜。

门卫认得他,那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安邦。

程丹那天恰好在一楼大厅,大概是去收发室取文件。

她看见林安邦进了门,连忙迎上去,笑着伸手:“林部长,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是有工作要对接吗?我帮您联系分管领导。”

林安邦同她握了手,很快松开。他看了看走廊方向,问了一句:“彭平同志在哪个办公室办公?”

程丹的手僵在半空中。

林安邦没有等她带路,脚步已向走廊方向走去,像是早已知道具体位置。

程丹愣了一下才快步跟在后面,嘴里连声说着“彭处长的办公室在这边,条件比较简陋……”,声音越来越低,语气的仓皇连隔了几步都能听出来。

我坐在储物间里,面前摊着一份信访回复的拟稿。门被人直接推开时,风吹进来,带动桌上几张纸飘了一下。

林安邦站在门口,看了看这间屋子,又看了看我。

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人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

再往后,是程丹。

程丹站在门框外,她那个位置恰好能看见屋里的一切:那张旧办公桌,那台屏幕发黄的电脑,桌角摆着一只缺了口的搪瓷杯,还有窗台上的积灰。

林安邦没有进门,他在门口静立了片刻才迈步走进来。他没有先落座,而是环视了一圈,目光在窗台积灰和门后的旧扫帚上停了一瞬。

他走到我面前,伸出了手。

我站起来同他握了手。他的手掌厚实且带着温度,握得用力。

他说:“彭平同志,我代表省委组织部通知你:经省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省委常委。相关文件随后会正式下达。今天先当面沟通,请你做好履职准备。”

屋里很安静,静到能听见走廊那头空调外机的低鸣声。

我说:“谢谢组织信任。”

他又握了握我的手:“这些年你辛苦了,在边疆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组织上都清楚。”

说完,他转身向门口走去。

经过程丹身边时,林安邦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看她。

屋里屋外站着的几个委领导这才反应过来,纷纷上前同林安邦握手寒暄,却人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客气。

我注意到人群里赵志强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又带了些快然。曹高澹站在走廊拐角,嘴巴微微张着,像要把一个“啊”字从嗓子眼放出来。

人群逐渐散去。林安邦上了车。程丹站在原地没有动,她脸上维持着一个笑,那笑已经不太听话了。

走廊里安静下来。我回到办公桌前,重新坐下。窗台上的灰还在,桌面上的活儿也没干完。我拿起搁下的笔,把那封信访回复的拟稿又看了下去。

走廊外头陆续响起一些细碎的声响。有人从程丹办公室方向快步走过,有人在走廊那头压低声音说着什么。那些声音离我这扇门有些远。

大约过了半小时。

门被人轻轻叩了两下。

我抬起头,程丹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脸上的表情像是理了半天才理出的一团乱线:“老彭,没想到……这也太突然了。”她顿了一下,又说,“之前有些事,可能是我做得不太周全……”

我打断她:“程处长,工作上的事,都是按分工办的,没什么。”我把那封信访拟稿搁下,又说:“交接的事,我后面会跟办公室对接,你放心。”

程丹站在原地,嘴唇动了动,没有再说出什么话来,退了出去。

门被她带上了,但门轴缺油,合拢之后又弹开一条缝。

走廊的光从那条缝里漏进来,在地上拉成一道细细的亮线。

我在屋里又坐了一会儿。起身给自己泡了杯新茶,这回到省城以后第一次有心思品出茶叶的味道来。

窗外那阵风还没停。梧桐叶的沙沙声透过窗玻璃传进屋里,不算聒噪,听了片刻,反倒顺着心里面一些什么细微的情绪,一直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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