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万毅将军没有出现在会场聚光灯下，而是伏案写下一份报告。他提出的请求很直接：希望组织重新分配工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回到军队。

这份报告背后，并不是一时冲动。万毅长期在军队和国防工业系统工作，后来转到地方，又经历了多次岗位调整。到了晚年，他仍认为自己熟悉部队，身体和精力尚能承担一些任务。对一名军人来说，离开熟悉的岗位，往往比接受艰苦工作更难适应。

万毅的军旅经历，始于东北抗日战场。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东北地区工作，参与部队建设与作战指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把国防工业纳入统一规划，军队干部也被抽调到工业建设一线，万毅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走进了军事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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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万毅原本准备到苏联学习炮兵技术。俄文已经开始学习，出国计划却突然发生变化。罗荣桓找他谈话，说明组织决定：不去苏联了，改到即将成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参与军事工业建设。

万毅没有多作计较，转身投入新的岗位。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承担枪炮弹药、飞机、坦克以及通信等方面的建设任务，他主要分管基本建设。面对陌生而复杂的工业体系，他没有把自己只当作行政干部，而是深入工厂、勘察现场，逐步熟悉技术、设备、物资和工程管理。

有一次，陈云安排他带苏联专家到西北选择军工厂址。万毅一行走过甘肃、宁夏、陕西等地，住窑洞，吃粗粮，遇到交通不便时还要长途跋涉。苏联专家穆辛很少抱怨，万毅后来评价说：“他很沉静，也能吃苦。”这段经历，也让他看到了工业建设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厂址、运输、水源和工人生活，样样都要考虑。

1953年，万毅调回军队，担任总参谋部兵器装备计划部部长。朝鲜战争结束后，军队建设进入有计划推进的新阶段，武器装备不能再主要依靠缴获和临时调运，必须建立国内生产、统一计划和配套保障的体系。

这项工作没有现成道路可走。装备计划部成立之初，机构和人员都不完备，业务经验也不足。万毅一边组织调查，一边摸索制度，逐渐把装备需求、工业能力和国家财力联系起来。1955年全军首次装备计划工作会议上，粟裕强调，编制装备计划要从“需要、适用、可能”出发，这实际上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划出了务实边界。

军种建设的重点也在反复权衡。空军和国土防空需要优先发展，陆军要加强炮兵、坦克和机械化力量，海军则重点建设潜艇、鱼雷快艇以及海军航空兵。一次在国务院汇报工作时，邓小平问万毅：“造一艘战舰，一吨要多少钱？”万毅回答：“两万元。”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问的是国家工业基础和军费承受能力。

万毅在装备部门工作六年，见证了军队装备从以进口为主，逐步转向国内生产供应。那不是短期内完成的变化，而是技术仿制、工厂建设、人才培养和计划管理共同推进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来离开军队，并非因为工作失误，而是组织安排。

1960年，万毅调往陕西。4月12日，他带着家人从北京到西安报到，随后分管国防工业基本建设。为了摸清情况，他到宝鸡等地调查军工厂，了解工程进度和生产困难。工作尚未完全展开，新的任命又来了，他转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

换了行业，万毅仍按老办法办事：少坐办公室，多到基层看。秦岭林区、延安和宝鸡，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向林场工人学习伐木、造材、清林、集材、检尺和外运等实际知识，并据此参与森林工业规划。身份变了，做事的尺度没有变。

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万毅受到很大震动。身体状况不佳的他，仍从东北赶回北京，到医院灵堂悼念周恩来。沉痛之余，他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归宿。到了1977年，他把多年想法写进报告，请老战友转交中央领导同志。

邓小平审阅后作出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做恰当安置，他过去是有贡献的。”这句话没有铺陈，却明确解决了万毅能否重新工作的关键问题。中央组织部门随后通知他等待安排。

1977年11月4日，中央军委任命万毅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张震见到他时说：“欢迎你到总后来工作。”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组织没有要求他立即上班。1978年2月，万毅经过治疗后正式到岗，开始学习后勤物资管理。

1981年，万毅参加整顿物资部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到华东、西北、西南检查物资工作。直到身体难以支撑，他才离开岗位。1987年10月离休后，他继续参与党史、军史特别是东北军党史的研究，并撰写回忆录。1997年10月31日，万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