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文化的蜂拥而入，中西文化冲突日渐加剧，由此揭橥出“中西文化比较”这一时代课题。围绕两种文化各自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诸问题，时人提出了种种观点，如“道器说”、“本末说”、“体用说”等等，这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程度。不过，随着比较的深入，另一个相关而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源流关系——也逐渐进入论者的视野。
有趣的是，在19世纪末叶以前，无论是保守的封建顽固派抑或是具有开新意识的洋务派，均以“西学中源论”作为本阵营对这一问题的主导性解释以及反击对方阵营的主要理论武器。但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学者拉克伯里“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传入以后，这种“一边倒”的解释格局被打破了。拉氏的假说曾经在近代中国广为流传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但对这样一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以往论者却很少注意，偶有提及也是语焉不详，本文即在此方面作一探索。不过，梳理清楚拉氏“西来说”在近代中国的传布轨迹这只是本文的一部分任务，本文的重点将是分析讨论不同时期国人对此说的不同态度及其文化心理根源。
一
可以说，拉克伯里并非“西来说”的始作俑者。还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之时，手捧《圣经》、一心想把“上帝”传布给中国人的传教士，“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当时，西方传教士依据《圣经》中之创世纪、乐园放逐、洪水等记载，宣称中国文化起源于西方基督教，如清初由传教士汤若望授意、钦天监监正李祖白撰成的《天学传概》中写道：“初人子孙聚处如德亚(指犹太)。……其后生齿日繁，散走遐逖。……在中国为伏羲氏，天学固其所以怀来也。”
不过，由于此时中国国势未弱，加之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与自信，由传教士强行编造的此种神话，对中国正统士大夫并无多大吸引力，反而因浓厚的宗教说教而招致时人的严词批驳，至清末王树枬仍对此一谬论大加挞伐：“李祖白于历代圣贤教人垂世之学，既茫然不知，而于创世纪生人之说，又变本加厉附和而增益之，扬波逐流，逞其谬说，谓他人父，谓他人昆，此盖无耻之尤……”
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西学中源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占主导性的解释，从魏源以迄梁启超等人，均有此看法。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期法国人拉克伯里“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的传入才有所改变。拉克伯里(1844-1894)，法国人，从小生长在香港，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古代典籍。1870年他前往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期间他主编了一份名为《巴比伦与东方纪事》的小报，并先后出版《古巴比伦文字及其中国起源》、《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等著作。他以19世纪后半叶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发掘成果为基础，大胆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
拉克伯里“西来说”的主要根据，是中国早期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所存在的种种相似性。在其1894年出版的长达8万字的《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一书中，他共列举出两文化近百种类同之处，其中主要有：
(1)天文历法方面，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都采用太阳历纪年法，置闰月，一年分四季、12个月、24节气，以12年为世运一循环、19年为天文上一周年、60年为一纪(甲子)。此外，关于“天”的形状的描述(“天似穹窿”)、对慧星的称呼、以金木水火土为五日累积法和天干地支的用法等也相同。
(2)科技发明方面，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均能进行摩擦取火、开沟造运河、种植小麦、锻造金属、利用粘土造瓦、制造兽皮舟油皮舟以及使用战车等。
(3)语言文字方面，拉克伯里认为《易经》中的八卦就是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变形。他认为所谓“卦”者，就是中国的一种古文字，因为字简而事繁，故于一字中包含多种意义，后代人遂以为“八卦”寓含天地万物之理。而《易经》，实质是古文字字典，周秦时代人们欲治古文，不能不翻检字典；史载孔子读《易》，“而韦编三绝”，就是证明孔子使用字典之勤。
(4)政治制度方面，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都实行帝王独裁政治，置天官，以右为尊。此外，两文明在“四表”、“四海”、“四岳”、“十二牧”、“黔首”、“中国”、“上帝”等概念的使用方面也有相同之处。
(5)历史传说方面，中国古代关于大洪水泛滥的传说、神农氏的传说、苍颉造字的传说以及半鱼半人形巨人的传说等，在古巴比伦也都能找到类似的记载。
根据以上诸点，拉克伯里推断，公元前2282年左右，生活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巴克族，在其酋长奈亨台(中国人传说中的黄帝)率领下东迁，从土耳其斯坦经咯什噶尔，塔里木河到达昆仑山之东方(中国古籍记载中的“花国”)，后一部分经叶尼塞河到达黄河源头，发展成为日后的汉族；另一部分则与藏西北当地民族融合。
拉克伯里的这一假说，可以说充满丰富的想像力，与中国史家的传统看法大相径庭。先秦以来的文献，基本肯定汉民族是起源于本土的，具体地说是发源于中原地区，后来一部分被流逐到边疆，才有了“四裔”各族。如司马迁认为，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拉克伯里“西来说”对这一本土说提出了挑战。
不过，仔细审绎不难发现，拉克伯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的观点，显然是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文化传播学派的有关理论的影响。按照文化传播学派的解释，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从中心向四周不断扩散、传播的过程，世界各民族文明与这一“中心文明”都存在一种亲缘关系。至于这一“中心文明”具体何在，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在埃及，有的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文化传播学派关于世界文明的单一起源论就变成了“西源论”，即认为亚非拉等非西方地区的文明或多或少是受到西方早期文明“启示”和影响的结果，这显然是殖民主义者为其扩张侵略而进行的一种赤裸裸的辩护。
二
文献记载表明，拉克伯里“西来说”可能早在1895年前就已传入中国，维新派知识分子宋恕是中国最早注意这一观点的人。宋恕于1895年撰写的《六字课斋津谈》中，就已提及这件事：“西人谓世有文字始于亚洲之非尼西人，又谓巴比伦字最类中国字，《易》之‘乾’，‘坤’，乃巴比伦呼‘天’、‘地’之转音。《尔雅》所载干支别名亦然，疑中国之学传自巴比伦。”不过除宋恕外，“西来说”当时并未引起其他中国学者的注意。
个中原因，恐怕是当时中国学者与欧洲汉学界之间的交流还颇为隔膜而形成的。但这一情况到1899年后有了改变。1899年，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出版《支那文明史》，其中以一章的篇幅详尽介绍拉克伯里的“西来说”，认为“其说之果是与否，未敢强定。要之，其说既崭新精辟，而其证据则又凿凿可凭，若尽目为无稽之言，不得也”。由于中日文化的亲密关系，“西来说”很快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在内的一批著名学人“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
如梁启超认为“黄帝起自昆仑之墟，即自帕米尔高原东行而入于中国，栖于黄河沿岸，次第蕃殖于四方”；章太炎修订《訄书》，作《序种性》篇，认为“方夏之族，自科派利(指拉克伯里)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东逾葱岭，与三苗九黎战，始自大白皋；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国粹派巨子黄节、刘师培均持此说，特别是刘师培，先后撰写了《华夏篇》《思祖国篇》《古政原始论》《中国民族志》等多篇文章，强调“汉族初兴，本与欧洲同族。及生息渐蕃，不得不筹殖民之策，一移西北为高加索之民，一移东南为支那本部之民，此中西旧籍事迹所由多符也”；此外，蒋智由作《中国人种考》长文，陶成章也写了《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对“西来说”广为介绍。当时，唯有宋教仁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拉氏的说法“不免失之支蔓”、“无确切之解释”。
△ 章太炎（1869—1936年）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中西文化多主“西学中源说”，如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郭嵩焘、黄遵宪、皮锡瑞、唐才常、谭嗣同等人，都有类似的看法。甚至如梁启超，刘师培等，其早年均曾信奉过这一观点。但为何至20世纪初，人们又一反常态，舍“西学中源”而转取“中学西源说”？
对中西文化交流史颇有研究的方豪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现在来看，这一观点大有讨论的余地。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时力倡“西来说”的，既有如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等激烈的反满革命党人，也有如梁启超、蒋智由等主张“满汉一家”的温和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梁启超等多次提出过“满族非异族”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反满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其提倡“西来说”的主旨。笔者认为，20世纪初，人们接受与倡言“西来说”，其动机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即就是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已到了危亡的边缘。对外战争的连续失利，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西方殖民者藉此向国人进行“白优黄劣”的说教，公开诋毁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攻击中华民族是“老大之民族”，“奴隶之民族”，中国国民缺乏战斗力、竞争力，断言“中国永无雄飞之望”。此正如梁启超所评述的：“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诋为野蛮半化矣。昔之慑我强盛者，今乃诋为东方病夫矣……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实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彼白人之视我，曾埃及、印度诸国之不若。”
受此影响，某些国人也相信西方白色人种天然优于有色人种，认为“黄种之随红种、黑种而去，势已必然”。此等论调，无疑大大瓦解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在此背景下，一批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奋起抗争，希冀“讲明吾种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也就是说，他们利用“西来说”，目的在于回应西方文化侵略，维护民族文化的自尊。因为按照“西来说”，中华民族本与欧洲“同族”，这就有充分理由证明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同样优秀，“皆为有德慧术智之氓”，“白优黄劣”的论调自然不攻自破。
20世纪初，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这一“藉历史以论证现实”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当时屡见不鲜，如陶成章在考证中华民族西来的具体事实后指出，中华民族祖先之“冒险远略之毅力”，“战斗之能力”均“举世莫能”，所以“我祖国固有战胜他人之资格也”。蒋智由更明确指出：“夫以青史轰名之摩西，世咸啧啧，称其率以色列族，出埃及而建犹太之国，为不可及之事。然其徘徊四十年，卒不越红海之滨。即近日欧洲诸国，殖民全球，然亦因蒸气船之发明，与恃其器物之利用，而人类始得增一层之能力。孰若我种人，于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车未兴，而超越千万里高山沙漠出没之长道，以开东方一大国。是则我祖若宗志气之伟大、性质之勇敢为何如？而其事业之雄奇，又直为他人种之所无，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气概者，抑又何如也？”
20世纪初，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力倡中西文化同源，希望借此增强国人的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其良苦用心值得肯定。不过，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当年这些知识分子借重“西来说”，其主旨虽在于破除国人对西方文化最优的迷信，但在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影响下，实际上这些论者本身，也终未能摆脱西方文化最优的认识。正如海外学者王尔敏所指出的，中华民族西来说的出现，“并不能表示思想进步，实际反映中国民族自信心丧失。其值得注意者，不在于观念之合理与否，而在于中国文化自信之破产。虽然当时学者们创说宗旨，仍是在极力提高民族光荣与自信，当时毫无可疑。
但是这种附会西方文化源流，表达中华民族原是来自西方具有同等优越条件的一种学说，则是完全建立在西方文化最优的信念之上，而这种感觉与信念，此时已普遍深入人心。文化西来说不发生在历史上任何一代，而发生在20世纪，决非偶然，这正反映一个时代的共同心理趋向”。缘此，他们的这一宣传方式明显存在着如下两大缺陷：
其一，学者们倡说宗旨，本在于克服国人自卑心理，增强对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信心。但由于拉克伯里“中国文化西来说”，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西方文明中心论”，因而，这一宣传的实际效应与倡说者文化民族主义的初衷，无疑相去甚远。
其二，学者们在宣传中，把黄帝、神农等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描写成移植西方文明于神州大陆，并战胜“三苗”、“九黎”等土著民族的英雄，所谓“得此伟丽之大地，可大施其展拓之才，遂欲现一华胥之国于东方，驾乎西方之母国而上之”。据此逻辑，既然文明的华夏先祖在古代取代苗族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那么，“文明”的西方殖民者今日骎骎东来，对华“展拓”，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不仅如此，20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来说”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倾向。除梁启超等少数人外，绝大部分学者均不能正确对待古代中国多民族冲突交融的历史。他们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的错误前提出发，孤芳自赏地认为汉族是中华民族四千年历史“最贵之人种”，一味颂扬汉族祖先的“伟大”事功，否认和歧视苗、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应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一局限，既有传统夷夏观的影响，也与20世纪初“排满”思潮之激荡所不能分开的。
三
进入民国时代，拉克伯里“西来说”在国人中仍有相当的影响，如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国歌”中就有“华胄来从昆仑东，江河浩荡山绵连”的词句，明显是受此影响。同年浙江学者丁谦出版《中国人种从来考》，以《穆天子传》为主要资料，来考证中华民族西来的有关史迹。至1918年还有人撰文指出：“朔轩辕氏东征之迹，其必由峚山钟山复逾昆仑，而后入主于中夏，繁衍其子孙民族，以肇造此泱泱古大邦也。”
不过，总的来说，从民初至五四这一历史时期，拉克伯里“西来说”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除少数人仍坚持这一观点外，更多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郑浩抨击拉氏之论虽貌似“新奇”，但在学术上却“最无价值”；柳诒征也认为“西来说”“羌无确证，不足成为信献”。五四前后，国人对“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行全面检省，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以往学者在引证资料上的失误。
清末民初一批学者信从“西来说”，所依据的中国古文献，主要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列子》、《路史》等著作。客观而论，上述著作虽不全都是“荒诞不经”，但毕竟神话成分大大超过历史成分，其可信性值得推敲。不经过严谨的辨伪而盲信古书，穿凿附会，结果就如刘师培、丁谦等人一样，闹出“巴克即盘古”、“周穆王西登昆仑”之类的笑话。
五四时期，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后起学者对在中华民族起源问题上盲信古书的非科学态度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如朱逖先说：“晚近言汉族西来者，大都取证于汉魏以来之纬书神话，一二欧人亦都接近此辈，妄相附会，驯至积学之士，亦震其新奇，从而附和之。”他指出，对中国先秦典籍必须进行必要的辨伪。柳诒征也强调“吾人今日所知之文字，仅能及于商周之时；所读之书，大抵周秦以来之书。周秦之人去太古，不知若干万年，视吾人之去周秦之年岁，不止十百倍。故虽周秦人相传之说，不能尽信为正确之史料，后世穿凿附会之说，更不足言”。
第二，从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来批驳“西来说”的不确。
20世纪初一大批著名学者之所以盲从“西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缺乏考古实证。关于这一点，当年的倡说者也直言不讳：“以今日我国地质之尚未发见，而研求人类学专门之乏人，不能得几多实迹之征验，而徒凭藉古书与近时各国学者研究之说，而欲剖晰此一大问题，殆不自量。”但这种情况到五四时期有了初步的改变。
其时，一方面，是负笈海外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李济、杨钟健等一批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学者在五四前后相继归国，中国近代考古学蹒跚起步；另一方面，许多国外学者如安特生、桑志华等人对中国河南、内蒙、甘肃等地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获得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最新的考古信息很快被学者们掌握，成为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证据。
如梁启超在1922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指出，“二十多年前，有人在长城以北发现了石器时代的人骨”，“近来又在河南地方发现了二十多万年前陶器和人骨，也是石器时代的东西”，因此，“至少在五万年前，河南已有人类，是无可怀疑的”，梁氏由此认为，拉克伯里提出的汉族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从西亚迁来的说法缺乏根据。缪凤林也说：“以由地质时代言之，人类之出现，最早不能过新生代Cainozoie之更新世Pliocene与最新世Pleistocene，此时东亚地势早成大陆，就适宜于人类之生活言，似乎不让地球任何洲与亚洲之任何部。”他并且推断东亚文明的发生必早于西亚文明：“然在爪哇于最新地层内已有猿人遗骸发现，距今在五十万年以前，而在中国今日尚以在河套第四纪Quaternary之砂土中发见之旧石器为最古，距今不过数十万年……东亚之有人，为期实先于西亚。”应该说，五四时期，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考古发掘还比较落后，成果也不是很突出，中国史前文化的线索远未明了。即使如此，这些并不充分的考古资料，也足以使人们开阔眼界，破除笼罩于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的神话色彩，启迪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第三，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否定“西来说”。
如前文所指出的，拉克伯里“西来说”，实际是受到文化传播理论的深刻影响。对于文化传播理论的局限性，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比较中肯的批评：“传播论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必须指出原始的创造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我们应当记住原始创造的火花或种子可以迸发出任何生命的火焰或花朵。”
进入20世纪后，文化人类学在欧美兴起。持这一理论的学者普遍认为，由于人类生理与心理的一致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发展到一定的社会阶段，需要某些生产生活技术的时候，这些技术成果就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毫不相干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被发明出来。各民族古代文明的某些相似性，只能证明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思想与能力，而不能说明它们是相互彼此影响的结果，更不能说明就是一个“中心文明”向四周扩散的结果。在解释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文化人类学的上述观点，显然比文化传播理论更具说服力。
难能可贵的是，五四时期国人在反省“西来说”的时候，已具备这一识见。如陈嘉异强调，同一文化的发生，除种族因素外，土地、气候、经济等都不无关系，世界几大文明如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等几乎同时产生，这绝非偶然；它与这些国家同处温带地区，多河流平原，土壤肥沃，比较适宜于人类居住生活等息息相关。因此，“与其谓吾中国民族之文化为由巴比伦或埃及等所输入，毋宁谓为彼此因地理气候之相等而遂发生类似之文明”。缪凤林也认为，在史前环境下，各民族的初始活动是极其相似的，大都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其初也，滨水居者渔以养，山谷居者猎以养。其继也，以渔猎之所获，有时而竭，犹不足以养也，则进而游牧；以游牧之所畜，犹未能为生也，则进而耕稼。其终也，觉仅恃耕稼之收获，尚不能供其需，而不免于匮乏积淀也，则进之以通工艺……若此，皆多民族之相似者，非必彼此因袭于其间也。”五四时期国人对人类文化起源的解释未必全都准确，但其视野比起前辈学者毕竟要开阔得多，因而其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凸现出理性的气息，比较有说服力。
△ 缪凤林（1899-1959），浙江富阳人，中国史学家、教育家，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 。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师从柳诒徵，1923年毕业后，曾入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后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1927年任江苏省国立图书馆印行部主任。1928年起在国立中央大学（后为南京大学）任史学系教授，曾兼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参与《史学杂志》等编务。抗战期间随校西迁，曾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1948年出任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主任 。曾参与发起中国史学会并任常务理事。著有《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等。
第四，对汉字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相似问题的具体探讨。
在这一问题上，缪凤林认为，汉字的发生发展经历了结绳、图画、书契三个阶段，今日中国人所知最早文字，是“夏龟”、“殷契”之类的甲骨残文。他径直断言，这些甲骨文对研究王公、地名、文字、典礼制度的演变很有必要，而“考证民族西来，毫无用处”。缪凤林的这一论断，显然是绝对了一点；而相对而言，柳诒征的态度更客观一些，他具体比较了八卦图画与楔形文字，指出二者有很大的区别，“一则有横无纵，而数止于三，一则纵横兼备，而笔画亦无定数，则无论年代不合，虽至愚浅之人，亦可知其不类也”。
中国民族文化既非“西来”，那么它必发生于本土。五四时期国人在否定拉克伯里“西来说”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中国文化为“独立的”、“自创的”观点。朱逖先认为，从《国语》、《孟子》、《史记》、《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看，伏羲、神农、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之君，其所生、所居、所葬，皆在中国以内，“由是证知中国人种，发生于本部”。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陈嘉异则认为，“西方文化最初之来源，即袭取他人，互相效仿，无一能有特创之独立文化者”，而“吾国文化创自吾族”，“吾族建国华夏，实为绝早；纵令西来，亦远在有史以前。而有史以后之文化，则固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列祖列宗所披荆斩棘积铢累寸而手创，决非受任何外族之影响而始生者，则实一不可诬之事实也”。
从20世纪初的“翕然赞同，初无异词”，到五四前后的全然否定，近代国人对“西来说”的态度何以大相径庭、前后迥异？除若干考古资料的实证外，笔者认为，民族心理的变迁是一大动因。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文化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无论是对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还是对中西文化源流关系的探讨，原本均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但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现实境遇息息相关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华民族起源“西来”与“本土”的争论，对“西学中源”、“中学西源”抑或是各自起源等诸种中西文化源流观点的不同信从，实质上交织和反映着民族心理的自卑与自信的问题。总的来看，从鸦片战争以迄五四，近代国人民族文化心理曾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动：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尽管不断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国人在文化上仍基本维系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力；从19世纪末至欧战前，随着西方文化冲击的加剧以及进化论的传入，国人对本土文化的离心倾向加强，转而趋向于西方文化，相信它远比中国文化先进；欧战至五四前后，西方文化弊端开始显露，国人民族文化自信心明显增强，出现了变消极为积极的态势。
与这一民族文化心理从自卑到自信的复杂变动相适应的是，我们看到，近代国人对中西文化源流关系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两次重大转向，从而表现为一种鲜明的否定之否定式的演进特征：第一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初年。人们舍弃前此的“西学中源说”，转而力倡“中学西源说”，认定中国文化最早起源于西方；第二次转向发生在五四前后。人们又再次否定“中学西源说”，强调中西文化之间并无直接的源流关系，它们属于不同起源、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完全是在中国本土内由中华民族自己独立创造的。
就现在来看，第二次转向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中国文化独创说”的提出，既是对“中学西源”“西学中源”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中西文化源流问题上所一贯存在的两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与超越。如果说，拉克伯里“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多少体现的是西方学者所固有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的话，那么，从明末清初直到19世纪末而盛行的“西学中源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自大情结。显而易见，它们均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心态，其存在严重影响着国内外学者对中西文化源流关系问题的正常认识。
但难能可贵的是，五四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已开始摆脱这种非此即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而注意运用考古实证等科学方法，探讨二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学者们提出“中国文化独创说”，其明显的意义固然体现在其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批判方面，但它又何尝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一次重大突破和重大超越？从五四前后一批学者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批判中，我们既可以体认出国人民族文化心理从自卑到自信推进的历史轨迹，同时又可以感悟到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积极而坚实的脚步声。
四
在遭受了这场批判之后，拉氏“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已很难再引起国人的认同，五四以后它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外来的论调并没有由此而绝迹，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以及70年代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源于中亚说”等，都先后在史学界、考古界引起广泛讨论，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不过，在地下资料未明、科学实验手段相对比较落后的近代历史条件下，这一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辛勤努力，如今对此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在我国境内已经发现了从“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已知人类发展各个阶段的考古资料。近来，我国考古界又传来重大消息：1985年以来，我国科学家黄万波等人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人类化石。经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美国衣阿华大学等5家单位运用古地磁等3种方法测定，这批人类化石的地质年代在200万年前左右。根据“元谋人”与“巫山人”的有关化石资料，我国学者推定长江中上游与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地之一。中国文明起源的真相究竟如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节选自《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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