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13日凌晨，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一架从苏黎世飞来的道格拉斯客机停在偏僻的停机坪上。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没有等候普通旅客通道，而是盯着舷梯方向。程思远先走下来，随后出现的，正是74岁的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这次接人，不能有半点差错。

李宗仁原本的机票目的地是香港，沿途经停雅典、贝鲁特。美国方面和台湾当局都在关注他的动向，特务也被安排在几个重要机场守候。飞机在雅典、贝鲁特停留时，李宗仁一行始终没有下机，真正的转折点，放在了卡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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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钰早已设法取得巴基斯坦方面的协助。他找到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努尔·汗，提出要把车直接开到飞机旁接一位年长的私人朋友。努尔·汗没有追问，点头答应。正是这个安排，使李宗仁避开了机场大厅，也避开了可能出现的监视。

丁国钰握住李宗仁的手，说：“这里已经安全了。”李宗仁没有多问，只是连声道谢。

李宗仁为何要冒险回国？这要从他离开大陆后的处境说起。

1949年初，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主持国民党政府事务，却始终没有真正掌握局面。蒋介石虽然退居溪口，却通过电台和亲信控制军政资源。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权一路南撤，李宗仁既不愿成为蒋介石重新掌权的工具，又没有足够力量摆脱他的影响。

1949年11月28日，李宗仁以治病为名离开桂林，先到香港，12月5日转赴美国。表面上，他仍保留着代总统的名义；实际上，政治力量已经被掏空。后来白崇禧去了台湾，很快被架空，这更让李宗仁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谈到台湾问题，明确表示这是中国内政。李宗仁从美国报纸上看到相关消息后，公开发表意见，承认新中国建设成就显著，并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这番表态，说明他的政治立场正在发生变化。

周恩来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却没有急于公开接触。1959年，李宗仁夫妇通过程思远表达回国意愿，周恩来判断，当时美国和台湾方面仍可能阻挠，便建议他们先到欧洲走动，避免过早暴露计划。

有意思的是，李宗仁后来把收藏的12箱字画托人送回北京，表示愿意献给国家。专家鉴定后，发现其中不少并非真迹，价值远低于他的估计。毛泽东认为，这批字画更像是李宗仁在试探大陆方面的态度，中央没有因此冷淡处理，反而给予了相应帮助。

1964年中法建交后，李宗仁公开主张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蒋介石得知后，命令加强对他的监视，并要求特务注意他的行动。对李宗仁而言，回国已经不只是个人选择，也成了一场必须严密筹划的行动。

1965年6月，李宗仁借陪夫人赴瑞士疗养之机取得出境证件，先行抵达苏黎世。郭德洁随后处理完美国房产等事务，也赶到欧洲与他会合。程思远则负责往返联络，把周恩来批准的路线和接应方案逐项传达。

卡拉奇成为关键一站。李宗仁抵达后，没有住进旅馆，而是被安排在中国使馆内。使馆人员加强警戒，严格控制消息，丁国钰夫妇还与李宗仁一行共同用餐。外面的特务很快发现他没有按计划抵达香港，开始在卡拉奇各处旅馆查找，却始终没有找到目标。

李宗仁在使馆停留了5天。丁国钰随后向巴基斯坦外交部门说明真实情况，请求为这位中国老人提供特别保护。巴方从欧洲调回一架新的波音707客机，起飞时不搭载其他乘客，实际上承担了专机任务。

1965年7月18日零时30分，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在丁国钰陪同下登机。飞机飞越缅甸上空时，李宗仁显得十分紧张。进入中国境内后，丁国钰告诉他：“现在已经进入中国领空。”李宗仁这才放松下来，郭德洁从舷窗看到滇池，激动地站了起来。

当天上午，飞机先降落广州白云机场，随后转往上海。7月20日上午，李宗仁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人到场迎接，黄绍竑、刘斐、傅作义、杜聿明等旧日相识也在人群之中。

李宗仁没有重新担任军政职务。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谈话持续数小时。此后，李宗仁定居北京史家胡同，晚年生活由国家照料，直至1969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