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6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时间又有了变化。国际奥委会宣布，申办截止日期再次推迟，主办城市要到2029年才会确定。
自从布里斯班几乎被直接确定为2032年奥运会东道主，一些发达国家退出竞争，想凑齐三座候选城市都不容易。
二十多年前，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为了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前后努力了十年。
1993年，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大量庆祝的人，长安街上的汽车鸣笛持续了整整一夜。当时，各国愿意投入大量资源争取奥运主办权。
如今，很多城市更在意举办费用以及赛后能否收回投资。东京奥运会就引发了长期争议，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时，官方预算大约为73亿美元。赛事结束后，实际投入接近210亿美元，超过最初预算的两倍。
东京都政府当时还估算，若把残奥会计算在内，总举办费用约为2万亿至3万亿日元，其中以东京都为主体承担的部分约2689亿日元。
如果简单按照东京都人口分摊，2689亿日元相当于每位东京居民承担约2万日元的税款。这只是说明财政规模，并不代表实际税收按人头征收。
建筑材料涨价也增加了成本，最终费用还可能继续调整。东京还受到疫情影响，比赛延期和现场观众安排变化，减少了部分预期收入，却不能取消已经发生的建设与运营支出。这也是讨论东京财务结果时不能忽略的因素。
国际奥委会的收入并不低。数据显示，2017—2021年东京奥运周期，国际奥委会总收入达到76亿美元。这些收入包括转播权、赞助等项目，不能全部算作东京当地的收入。
主办城市负责大量建设、交通、安保及公共服务支出，国际奥委会则通过自身的商业体系取得收入，两者承担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并不相同。
雅典的经历也常被拿来讨论。希腊政府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制定的最初预算只有46亿欧元，实际支出却达到约70亿欧元。
此后，希腊GDP增速从较高水平逐渐转为负增长，债务问题不断加重。
奥运会支出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债务危机还涉及长期财政赤字、债务结构和外部经济环境，不能只归因于一届奥运会。
雅典部分场馆在赛后缺少稳定用途，维护费用却一直存在，有些设施逐渐闲置甚至荒废。使用率不足，就很难通过经营收回成本，居民仍需承担相关财政压力。
预算超支并不是东京和雅典独有的情况。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自1960年以来，纳入研究的奥运会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成本超支，平均超支幅度约179%。
这一比例有特定统计范围，不能理解为每座城市的全部财政支出都超支179%，但建设成本确实很难控制。
竞赛场馆是很大的一部分支出。一届标准奥运会通常需要新建或改造30—40个竞赛场馆，还需要配套训练设施。
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最初预算约13亿欧元，场馆要满足赛事标准，设计、安全和工期要求严格，方案调整或材料涨价都可能增加费用。
场馆建成后，还要考虑能不能长期使用。足球场、游泳馆和综合体育馆相对容易安排商业赛事、演出或日常开放，一些专业项目场馆的使用需求却有限。没有稳定的赛后使用计划，维护和人员费用仍然存在，收入却未必能够覆盖成本。
安保同样不能忽视。大型国际赛事涉及运动员、观众、媒体和各国代表团，人员密集，安全标准必须达到要求。
伦敦奥运会的安保开支超过10亿欧元，索契冬奥会的安保费用更被估算在20亿欧元以上。安检、警力、监控和应急系统都需要资金，很多费用无法靠门票收入收回。
交通和城市设施的投入也很可观。地铁、机场、公路、酒店等项目可能因为举办奥运而加快建设，部分属于城市原本就需要的长期投资，不能全部算作赛事亏损。
可对政府来说，工程仍然需要融资和支付，若建设规模超过实际需求，赛后的财务压力就会明显增加。
根据赛后公布的结算数据，北京2008年奥运会实现收支结余超过10亿元人民币，排在盈利榜第三位。
北京鸟巢每年维护成本超过1亿元人民币，平均一天20多万元。即便场馆能够举办活动，也需要支付运营、维护和设备更新费用。
北京当时处在快速发展阶段。2001年，中国GDP位居世界第六，并且刚刚加入WTO不久。
举办奥运会既能满足大型体育赛事的需要，也与城市交通、公共设施和对外交流的发展目标相结合。
北京因此建设和改造了机场航站楼、地铁线路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在赛事结束后继续服务居民和企业，并没有因为奥运结束就停止使用。
场馆的经营安排也起到了作用。鸟巢、水立方在赛后通过旅游参观、商业演出、大型赛事和其他活动持续运营，增加了设施的使用机会和经营收入。
持续开放能够增加收入，减少长期闲置的问题。赛后用途需要在建设阶段就充分考虑。
排在榜首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采用的方式与许多依靠大规模新建场馆的主办城市不同。
当年的组织者是美国商人尤伯罗斯，他引入独家赞助商模式，限制赞助名额，让企业通过竞价取得相应权益。组织者由此获得更多商业收入，也避免赞助权益过多而降低价值。
洛杉矶还尽量使用现有体育设施，能够改建的就不新建，能够借用的就不重复投资。这样既减少建设支出，也降低赛后的维护责任。
最终，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没有政府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实现盈利2.25亿美元。对于习惯了政府投入巨额资金的奥运申办模式来说，这个结果确实出人意料。
到了今天，申办奥运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和全球传播渠道不断增加，国家展示自身形象不再只有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这一种方式。
年轻观众的观看习惯也在改变，有些人更愿意通过短视频和片段了解比赛，不一定会完整观看一场赛事。为期两周的奥运会依然能够触及几十亿观众，但这种关注能否带来足够的长期经济收益，需要单独国评估。
未来仍会有家希望举办奥运会。一些拥有充足财政资源的国家，希望通过国际赛事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旅游和改善国家形象；另一些国家则希望借助赛事提升国际影响力。关键在于投资是否合理，建设项目有没有长期需求，居民能否获得持续收益。
公共项目也不能只用直接盈利来评价。交通改善、就业和公共服务都可能带来长期收益，但这些收益需要可靠评估，不能用来掩盖超支。
奥运会的商业收入、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长期社会收益，必须分别计算。
国际奥委会获得收入，不代表主办城市一定盈利；赛事结算出现结余，也不代表所有公共投资都已经收回。
对于2036年奥运会的潜在申办者来说，城市已有条件、建设规模、经营能力和赛后使用情况，都需要提前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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