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年，许昌附近，曹操迎来了从洛阳一路颠沛而来的汉献帝刘协。此时的皇帝虽仍有天子名号，身边却没有足以护卫他的军队。曹操接驾之后，朝廷重新运转，诏令也重新能够传到各地。一个看似恭敬的举动，实际上改变了群雄争夺天下的格局。
东汉末年的皇权，早已不是一句“天下共主”就能维持的。谁掌握皇帝，谁就拥有名义上的正统；谁能替皇帝发布诏令，谁便能把私人征伐包装成奉诏讨贼。问题在于，借皇帝之名容易，能不能承受这份权力带来的反噬，却是另一回事。
第一个走到这条路上的，是董卓。
189年，汉灵帝去世，年仅十七岁的刘辩继位。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互相争斗，何进听从袁绍建议，召董卓率军入京，试图借外部兵力清除宦官。事情失控后，何进被杀，袁绍等人又带兵冲入宫中，洛阳陷入混乱。
董卓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都城。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反而给了他控制朝廷的机会。董卓废黜刘辩，拥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又逼死何太后。皇帝成了手中的工具，朝廷则成了军队威势的附庸。
董卓并不满足于掌握诏令。他纵兵扰民，残酷处置反对者，还强行迁都长安。迁都之后，关中百姓和朝廷官员都承受了巨大灾难。各地诸侯打出讨董旗号，董卓虽然暂时避开锋芒，却失去了更多人心。
192年，王允联合吕布发动政变，董卓在长安被杀。董卓死得突然，留下的部将却没有被妥善安置，这为下一场灾祸埋下了伏笔。
王允接管朝政后，手里握着汉献帝，也掌握着处理董卓旧部的机会。有人劝他赦免凉州军，先稳定局势，王允却坚持追究到底。这个决定并非毫无理由，董卓旧部确实犯下过重罪，但在军阀割据的环境中，逼得一支拥有兵权的队伍无路可走，往往等于迫使他们铤而走险。
贾诩看出了其中的危险。他对李傕、郭汜说，若解散军队独自逃亡，路上一个普通亭长都可能将他们擒获；不如聚拢旧部攻打长安，成败都还有一线机会。李傕、郭汜采纳了这个建议，很快攻入长安，王允被杀，汉献帝再次落入武人掌控之中。
李傕和郭汜是两个人，却常被合在一起谈论。他们共同控制朝廷，也共同把长安推入混乱。两人争权不断，部众互相厮杀，皇帝只能在夹缝中求生。长安城内秩序崩坏，百官与百姓都成为兵变的牺牲品。
195年，杨奉、董承等人护送汉献帝离开长安，返回洛阳。可是洛阳早已残破不堪，宫室荒废，粮食和军队都没有保障。曹操抓住了这个机会，于196年派兵迎接汉献帝，将朝廷迁往许昌。
曹操与前面几人最大的不同，不在于他没有控制皇帝，而在于他懂得把控制藏进制度之中。他没有立即取代汉室，而是以丞相、司空等名义处理军国大事，并借皇帝诏令整合地方势力。对诸侯而言，反对曹操，便容易被说成违抗朝廷；曹操出兵，则可以披上奉诏讨伐的外衣。
这种做法很有效，也很冷酷。
200年，汉献帝通过董承等人策划诛杀曹操，事情败露后，董承及相关人员被处死，董贵人也未能幸免。刘备当时已经离开许昌，因而躲过一劫。214年，伏皇后又因密谋除曹而被废杀，伏氏宗族受到牵连。215年，曹操之女曹节成为皇后，皇帝身边的亲信逐渐换成了曹氏力量能够控制的人。
汉献帝并非没有反抗意志，只是每一次尝试，都付出了惨重代价。曹操没有像董卓那样公开践踏皇室，却通过军队、官职、诏令和婚姻关系，把皇帝牢牢置于掌控之下。这正是“挟天子”的高明之处：皇帝仍坐在殿上，真正的权力却已转移。
曹操也并非一路顺利。官渡之战后，他击败袁绍势力，随后又处理袁氏残余、吕布、马腾等对手，成为北方最强的军阀。208年赤壁之战失利，使他未能完成统一。尽管如此，汉献帝仍是他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许昌朝廷也一直发挥着号令作用。
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终年六十五岁。数月后，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建立曹魏。刘协被降为山阳郡公，仍保留天子礼仪。234年，刘协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葬于禅陵。
董卓死于政变，王允死于反攻，李傕和郭汜死于部众与仇敌，曹操则在权力顶峰以病终。所谓“善终”，并不是说他没有争议，而是相较于另外几人，他既实现了对皇权的控制，也没有在生前遭遇兵变、刺杀或族灭。атә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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