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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鹰眼荷鲁斯
土耳其关于中国史和内亚史的建构,充满了自身的盘算,因此其中有诸多牵强之处。可以把土耳其作为一个例子,理解类似的政权怎样通过扭曲历史来达成自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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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欢迎转载。
这些年一直往来于北京和边疆地区,在考察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本地人的一些思想其实很复杂,既有来自东方的影响,也有来自中亚、西亚的影响,新疆地区的人的观点整体上是很容易被外界影响的。
哪边的风吹的剧烈,吹得强劲,就容易接受哪边的观念,采用哪边的生活方式,东边是这样的,西边也是这样的,而其实今天新疆人对于历史,对于过去的很多看法,其实受到了某一方势力的影响,那就是土耳其。
在土耳其古代史中,关于中国的叙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且土耳其人对于中国的介绍,其实非常耐人寻味。
古代中国在土耳其教科书中没有具体的朝代名称,一律用中国(Çin)来称呼古代各个王朝。
原因在于土耳其教科书始终以本民族的历史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古代史,重点选择那些与所谓“古代土耳其人”相关的历史。
土耳其语中“Türk”一词,既指现代土耳其人,也指古代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土耳其官方将中亚和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为“古代土耳其人”。
中国史书中活跃于隋唐时期的“突厥汗国”,在现代土耳其语中对应词为“Göktürk”。土耳其教科书中将匈奴人(Hun)、突厥人(Kök Türk)、回鹘人(Uygur)、喀喇汗人(Karahanlı)、伽色尼人(Gazneli)、塞尔柱人(Selçuklu)与奥斯曼人以及土耳其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称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独立的、一脉相承的“土耳其国家”。(大司马按:可以确定突厥与匈奴绝非同族)
官方历史将匈奴视为第一个土耳其人国家,冒顿单于改革军事、建立鸣镝制度,被视为土耳其陆军第一任元帅和创始人,至今土耳其陆军都知道冒顿单于。冒顿也不叫冒顿了,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刘·鲁什图·巴塞耶特。土耳其的那些所谓学者们还为其“晋封”了一个新的封号——乌古斯汗(Uyghus Khan)。而突厥则是第一个用“土耳其”一词命名的土耳其人国家。
这种架构,其实奠定了土耳其历史叙事和中国的核心矛盾,也是很多土耳其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抱有警惕和抵触的主要原因。
形象一: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
关于中国的正面描述部分
对突厥和匈奴的历史叙事,又紧密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古代土耳其”与中国互动的历史叙事,古代中国的形象得以呈现。
关于古代中国的叙事主要集中于土耳其9年级的教科书《历史》和11年级的教科书《土耳其文化与文明史》。教科书呈现的中国形象有三个方面:
土耳其教科书将中国称为“与印度、希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并列的古老文明”;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部,领土辽阔……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按:只比中国官方宣布的少了500年,但是土耳其文明的历史是从哥贝利克巨石阵开始的,土耳其有10000年的历史)”。
但是,但是,但是,最早的中国文明的种子,来自于土耳其人——1931年的历史教科书鼓吹土耳其人创造了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古代各个文明。
它承认中华文明的成就,但将中华文明描述为古代土耳其人创造的,称“全世界所钦佩的中国文明,其实要归功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因为土耳其是文明的种子,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发源地,哥贝克力巨石阵是上古突厥人的城市,土耳其人首次出现在中国北方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土耳其人以他们的公民知识、高尚的道德和纯洁朴实的信仰在中国定居”。
这部教科书甚至称中国早期的各个王朝也为土耳其人创建,如“中国是一个缺乏地理、种族和历史统一性的国家……夏商周的创建者是土耳其人……秦人属于数千年来一直居住在甘肃地区的土耳其部落”。“中国北方是第一个被土耳其人文明化的地区……土耳其人将中国土著带出石器时代,并带领他们走向文明。”
土耳其人认为轩辕黄帝是土耳其人
具体来说,土耳其人觉得善于使用战车的黄帝部落轩辕氏就是远道而来的土耳其人祖先,黄帝的黄,就是突厥语altun的黄金的意思,和突厥人喜欢黄金,将可汗称呼为altun khan是一个意思。
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都介绍了古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科技,如“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发达的社会,”“农业和丝绸贸易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计之一。 中国人使用象形文字,一直延续到今天……多层塔楼、寺庙和宫殿在中国建筑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取得重大发展,在造纸、养蚕和制瓦方面处于先进水平,丝绸驰名世界。”“中华文明在建筑、雕塑、绘画、玻璃装饰和陶器艺术方面蓬勃发展……在医学上,使用按摩和针灸方法……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有早于伽利略的太阳黑子记录。”
教科书还引用穆罕默德的名言:“即使知识在中国,也要去获得它。”这些内容勾勒出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古代中国形象。它们承认中华文明对古代世界科技和贸易的贡献,尤其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
此外土耳其人认为中国的技术推动了中世纪向近代史的转化,“中国建立了天文台,监测天体运行,发明了纸张、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些技术发展在十字军东征后被带到了欧洲。 火药武器使得中世纪欧洲盛行的封建制度崩溃了。指南针促进地理大发现,而纸张和印刷术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们还简要介绍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信仰哲学。 “中国通常是由王朝统治的。 帝王被赋予‘天子’的称号。 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阶级差异,并为这些阶级制定了单独的法律。”“中国人大部分信仰佛教,基于哲学家老子思想的道教和基于孔子思想的儒教也在中国人中广泛传播。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明的思想生活中,孔子和老子有着崇高的地位。 老子是中国道教哲学的创始人。”教科书还提到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
土耳其教科书关注中国和周边游牧民族的贸易,认为土耳其文明和中华文明互有影响。 “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和最早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土耳其人进行贸易。 土耳其人需要中国人的谷物和陶瓷,中国需要游牧民族的牲畜……公元前198年,冒顿汗通过条约启动了匈奴和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贸易关系。 此次贸易在边境城集市上进行,土耳其人向中国人提供牲畜、马匹、皮革、毛皮和武器。 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丝织品、珠宝、瓷器、稻谷和其他谷物。”
教科书强调古代游牧民族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土耳其、蒙古和吐蕃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中国人在骑兵方面受到土耳其人的影响”。
关于丝绸之路的叙述,教科书积极评价了丝绸之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影响:“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的主要路线,从中国开始……丝绸和瓷器被出口。中国皇帝采取了措施增加农业生产并确保贸易路线的安全。”“历史上最古老的陆地贸易路线之一是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安出发经中亚到达安纳托利亚海岸的港口城市。”
教科书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和文明交往的桥梁,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发展。
但是,“对于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一直存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主导丝绸之路的部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和土耳其人都希望控制丝绸之路”,双方围绕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接下来就是土耳其对中国描述的负面部分。
形象二:
危险的邻居和持续的对手:
张骞是间谍
班超是狡诈的殖民者
世界突厥人骑射大会
匈奴、突厥和回鹘是土耳其教科书所称的古代三大东方土耳其人群体。这些群体的历史与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教科书所附匈奴、突厥、回鹘的疆域地图均与中国比邻而接。在土耳其古代史教科书中,中国是古代土耳其国家危险的邻居,也是长期的竞争对手。
教科书多处暗示,中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对古代土耳其国家构成威胁。而古代土耳其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双方和平交往的历史很少被提及。
教科书突出了中土两国在古代的竞争和冲突。土耳其教科书将匈奴、突厥、回纥界定为古代的土耳其人。因此对古代土耳其人,尤其是东方土耳其人的历史叙事,是与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叙事的重点是匈奴、突厥、回鹘与古代中国的关系,从中映射出古代中国的形象。
匈奴汗国被想象为古代土耳其人创立的国家。称“头曼单于统一土耳其人部落,建立了第一个土耳其人国家……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势力达到鼎盛”。
“冒顿将中国视为匈奴汗国的威胁,发动了多次对中国的战争。在匈奴压力之下,汉朝为摆脱困境于前200年同匈奴订立了盟约。汉朝北面的草原让与匈奴,并给匈奴人岁贡。”
张骞通西域
教科书还提到古代中土竞争的最重要原因是双方都希望控制内亚和丝路贸易。张骞在土耳其人那里是间谍,是汉朝侵略匈奴、前往中亚进行军事侦探的前奏;而班超则是奸诈的将军和殖民者总督,他“善于挑拨塔里木盆地中维吾尔诸汗国之间的战争”(大司马按:此时中亚的塞种人与突厥关系也不大),进而以很少的兵力达成目的。
长城是土耳其历史和文学中重要的意象。长城在土耳其教科书中出现频率非常高,小学到高中多个年级的土耳其教科书都有中国长城的图片和描述,教材中匈奴、突厥和回鹘的疆域图都将长城划为所谓的“古代土耳其”与中国的边界。
这种长期的历史教育与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领导人厄扎尔所宣称的“从地中海到长城都是土耳其的利益区”存在不小的联系。
土耳其中学历史教科书在中土关系的叙述中,突出古代土耳其人所谓“高贵和独立,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勇气和品质。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大书特书唐朝时结社率(突厥始毕可汗之子)突袭李世民行宫的叛乱行为。
多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有涉及结社率的介绍和评论。“在中国统治下,土耳其人失去了民族独立……屈尔沙德(Kürşad)及其朋友曾争取独立,但没有成功,未能摆脱被囚禁的状态。”
教科书以“屈尔沙德革命”作为一节标题,以结社率的口吻,详细描绘了突袭唐朝李世民行宫的“英勇”行为,“我决定以极大的勇气占领中国宫殿……那天晚上,我和39个朋友突袭了皇宫……数百名中国侍卫死亡”。
另外三个版本的九年级历史教材也提到结社率。“结社率和他的朋友们虽然失败了,但是让处于中国枷锁下的土耳其人因复仇的想法而行动起来……燃起了其他土耳其部落反抗的勇气。拥有民族自我意识的土耳其人,在等待获得独立的机会。”几版教科书都高度赞扬结社率的勇气,叛乱被渲染为试图恢复故国、重建突厥政权的英雄壮举。
唐代史料记载,“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从突利入朝,历位中郎将。居家无赖,突利斥之,乃诬告其谋反,上由是薄之,久不进秩”。也就是说,此人诬告自己兄长谋反,人品卑劣为李世民不喜,后因为私欲谋反,但在土耳其教科书中则被描绘为可歌可泣的英雄。
《通典》《旧唐书》《资治通鉴》都记载了结社率40余人突然发难,杀卫士数十人,在土耳其教材里变成杀数百人。土耳其关于匈奴、突厥的历史叙事唯一的来源是中国古代文献。土耳其教科书虚构历史以服务于其民族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长期的历史灌输,屈尔沙德在土耳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名。
唐朝本身其实是土耳其人非常芥蒂、不好阐述的存在
所以需要想办法解构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本身也被发明为土耳其人。原因是因为李世民的母系来自鲜卑人,鲜卑人是内亚游牧民族,而内亚游牧民族都可以被纳入到土耳其,所以说,李世民是半个突厥人。唐朝灭掉两个突厥汗国,本质上是定居的中国化的突厥人用卑鄙手段、征服了草原上的原始突厥人。(大司马按:鲜卑与突厥在族源上毫无关系)
回鹘汗国首都斡耳朵八里遗址
对于匈奴为什么没有趁机内迁乃至灭亡古代中国,各个版本的教科书都强调“是我选择不灭你们”,比如:“尽管冒顿已彻底让中国无还手之力,但他不想迁入中国领土,认为这对国家的未来不利。突厥人在这一拥挤的民族内会丧失自我”;“尽管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领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他们无法在拥挤的中国社会中保护自己的民族自我”;“冒顿本有机会征服中国,但是担心人口少的土耳其人与拥挤的中国人在一起,会失去自我……满足于向中国征税”。
教科书还强调古代中国对土耳其人实行所谓“同化”政策,突厥沙钵略面对隋朝要求他放弃突厥习俗时表示:“我们的传统和习俗传自很久远的年代。我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它们。我没有勇气破坏我们北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建立的规则。”
形象三:
多次瓦解早期的土耳其人国家:
中国的和亲公主是桃色炸弹
哈萨克斯坦的怛罗斯古城遗址
土耳其教科书有意识地将古代中国建构为土耳其人的压迫者和瓦解者,现行的土耳其国家教育部出版的九年级历史教材第一章就有“怛罗斯战争”的资料栏,有如下表述:
“在卡鲁克土耳其人(葛逻禄人)的支持下,在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这场战役(751年)中,中国人遭受了惨败。中国人这次失败后,不得不放弃统治西突厥斯坦的野心。土耳其部落从中国人的压迫下获得了自由……怛罗斯之战后,土耳其与阿拉伯的斗争被友谊和合作所取代。在这种和平环境下,伊斯兰教在土耳其人中的传播速度加快了。”
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多处提到古代中国通过突袭、物质腐蚀、轨迹、扣押贵族等阴谋方式,击败了匈奴、突厥、回鹘等所谓的“土耳其人”汗国。
土耳其人觉得王昭君是色情间谍
败坏高贵的土耳其人的品质
比如“中国皇帝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仆从中有很多间谍,通过阴谋诡计,在匈奴贵族中进行分化活动。公主还输入奢侈品,使匈奴人安于淫乐,消磨了土耳其人的战斗技艺。”“冒顿之后,由于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匈奴的统治开始出现深深的裂痕。”“中国用各种阴谋削弱了匈奴人,并占据了丝绸之路。”“由于中国的阴谋,匈奴国爆发了叛乱。在中国皇帝的帮助下,呼韩邪单于成为统治者。他的哥哥呼屠吾斯不承认他的统治,内战开始了”,并评论呼韩邪单于归附中国、向汉朝皇帝下跪的做法是可耻的、侮辱祖先。“中国将煮熟的麦子交给突厥人,使得突厥播种的粮食颗粒无收。”中国使用阴谋迫使突厥人迁徙。“中国从821年开始实施政治阴谋以对付回鹘。”
2012年出版的土耳其九年级历史教科书,节选的《迁徙史诗》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中国用欺骗的手段,骗走了凝聚回鹘国运的圣石,用火和醋毁坏了圣石,给回鹘人带来厄运,迫使回鹘人抛弃家园,进行痛苦的迁徙。
阙特勤碑的突厥文碑文
就是突厥人心态的很好体现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将中国最后赢得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情报战、经济渗透和内部分化而不是正面战场的绝对胜利。这个逻辑就是只要我们公平对决你们赢不了。
这与土耳其认为欧洲列强用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为间谍,对奥斯曼帝国进行经济渗透和经济控制,挑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叙事如出一辙。
也就是在土耳其的民族叙事潜意识里,还是认为汉唐中国是和欧洲列强一样的可恶又可恨的存在。
2012年以来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虽然几经变化和修订,教材指导思想也发生变化,但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内容和特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均承认中国文明的悠久性和独特性,但是又认为古代中国用“惯用阴谋”摧毁土耳其人的国家,非常可恶。
这样的叙事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一方面嘲笑和斥责中国的长城挡不住游牧民族的铁骑,但是一方面又多次的承认中国人数次瓦解了匈奴、突厥、回鹘等强大的土耳其人国家,属于典型的左右脑互搏。
教科书的变化和不变化
近年来出版的教科书对于古代中国、阿拉伯帝国与土耳其在中亚的历史关系的叙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31年的教科书中对阿拉伯人有相当负面的表述,详尽描述了阿拉伯帝国进入中亚后对土耳其人烧杀抢掠,称阿拉伯人是落后的民族,用野蛮手段摧毁了土耳其城市和文明。(大司马按:阿拉伯人吸收了东罗马和波斯的城市文明,比突厥人先进)
因为土耳其共和国早期,为了抹除奥斯曼帝国军事和政治失败在民众集体记忆中的消极情绪,重建民族自信,极力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切割,与阿拉伯地区划清界限,实行西方化政策。
关于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阿拉伯帝国和唐朝都被视为侵略土耳其的敌人,中国和阿拉伯都是土耳其教科书中的“他者”,但对于阿拉伯人的负面描述远远超中国。
后来的教科书将这部分内容完全删除,改为在怛罗斯之战中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携手合作,共抗唐军,突出了双方的友谊和合作,而中国仍然是异教徒敌人。
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重新成为土耳其国家认同的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阿拉伯人的历史叙事发生了转变。但是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复杂形象其实没有变化,而且还一直在加重。
土耳其研究汉学的学者普遍承认,中国文献中包含了关于古代匈奴和突厥以及其他东方游牧民族最详尽的记录。要了解土耳其的历史文明、风俗习惯,中国的资料对于土耳其古代历史来说是必不可少且极其重要的。
从土耳其学者的视角看,古代土耳其人离开中亚前交往最为密切的国家是中国,这一点其实他们是承认的。
经过多年的教育,土耳其国内普遍相信秦汉时期的匈奴为土耳其人在中亚建立的第一个被人所知、具有组织性的政权。称“匈奴人起初聚居的地点在黄河以北,之后延伸至额尔浑、色楞格河和于都斤周边的广袤地区。在这一地区匈奴人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以于都斤为都城”,称亚洲匈奴汗国第一位君主是头曼单于。
土耳其史学界对匈奴、突厥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叙述,基本上都依赖中国史料。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在讨论古代土耳其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时,经常引用古代中国的史料。如对于回鹘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叙述,完全引用北宋王延德出访高昌回鹘后所著的《使高昌记》,但是对于王延德笔下提到的回鹘城镇中随处可见的汉文遗物则只字不提。
正是通过对涉及匈奴、突厥和回鹘历史的中国古代史料的挑选和裁剪,土耳其建构起自己古代国家和文明的历史。
数十年来土耳其汉学家和史学界一直在持续翻译、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史学典籍、游记、文学作品中关于匈奴、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的史料。
汉文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内亚的记载,丰富程度世界罕见
所有的内亚史研究者都无法忽视中文记载
也就是即使是要构建历史,构建的素材也来自于可恶的对手,所以需要从各种角度想办法做解构。
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深受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自有其褊狭之处。虽然承认古代中国与古代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存在互动,但出于建构自己民族认同的需要,主要强调双方之间的冲突,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贬低对手来强调自身辉煌的历史。
土耳其在对中国史料的利用上,明显存在裁剪、歪曲甚至虚构史料的现象。
构建自己的善战形象
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经历使得土耳其精英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意识。大了说,这其实是突厥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遇到挑战的反应。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凯末尔主义者否定了奥斯曼帝国所有的国家机构,但唯独对军队赞誉很高。一直到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前,军人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军队被视为国家体制和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被赋予了保护国家领土完整、统一和世俗主义体制的特殊职责。
所以土耳其官方和民间的宣传,主要集中在强调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征服战争和军事胜利,如1071年塞尔柱帝国击败拜占庭帝国的曼齐凯尔特战役、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布尔的战役,甚至将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登上王位确定为土耳其陆军建军的年份。
而《色佛尔条约》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集体记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学说一直在宣扬:内部敌人与外部敌人相互勾结以破坏土耳其的国家权威。所以,土耳其教科书将军队美化为最重要的机构,强调军事胜利的荣耀和话语,“由于重视军事力量,土耳其人民在历史上建立了许多国家……表明军事力量高于一切,军队是人民的源泉……土耳其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凭借这种力量,它可以威慑敌人,确保国家的幸福和安全”。
因此,土耳其对中国史的叙事,也服从于这个逻辑。长城的兴建,恰好满足了土耳其人对军队强大的幻象。
在现实中的投射
这套逻辑本质上是因为土耳其在近现代史上失去的东西太多。所以非常输不起,因此给自己发明了一整套系统性的精神胜利法。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一套东西的影响力。首先,土耳其的一整套教材和世界观在中亚的斯坦国中被视为高级先进。因为欧洲美国太远,而中亚几个斯坦这个最先能接触到的西方就是土耳其。
乌兹别克斯坦人绘制的亚历山大在马拉坎达受挫的场面
土耳其的这套逻辑其实在中亚各斯坦国之中也非常的受用。比方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博物馆里面有一幅油画,画的是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围攻马拉坎达,也就是粟特人的撒马尔罕的战役中受阻,被乌兹别克人画的是古代粟特人打得亚历山大抱头鼠窜。
哈萨克斯坦人笔下的郅支单于
哈萨克斯坦人绘制的塔拉斯建城历史中,他们将逃窜到这个地方的郅支单于奉为塔拉斯的建成鼻祖。而且在油画里面,他还修建了疑似伊斯兰教建筑物的宏伟建筑。整个绘画将伊斯兰、希腊、罗马、草原的风格揉在一起。郅支单于的形象又明显参考了哈萨克斯坦出土的黄金武士的金盔甲。
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
都被中亚人视为“中国第一次侵略的证据”
乐观地说,可以说这些新出现的民族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回忆的时候,不得不反向利用中国提供的材料。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利用本身就是怀着提防心理的。
在历史上清末的阿古柏动乱中,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给阿古柏政权派出了教官,提供了少量武器。在阿古柏政权覆灭之后,土耳其的宗教人士以及老师来到新疆,给当时新疆的富商子弟充当家庭教师。
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特派专员谢彬在《新疆游记》中就提到这一点,土耳其人在各地流窜,充当老师。俄罗斯现在的鞑靼人以及鞑靼人的首府喀山,也发挥了泛土耳其思想流传和传播的作用。他建议中国政府警惕这个问题。
具体到中国国境内,由于内地和边疆地区的沟通不畅,双方的文化信息存在较大的信息差,再加上一些民族类的出版物和相关的作品无法顺利发布上映。导致了一些人觉得自己的观点受到了压制,所以转而去寻找另一套叙事。
因为人都是情感或情绪的动物,在一个叙事中找不到认同和归依感的时候,就很容易去拥抱另一套东西。我们可以说土耳其人的叙事漏洞百出,但其实背后显然还有别的更深的问题。
作者今年10-11月会出版两本书:
一本是之前因为审核问题被耽误的《盛唐西域》;另一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路长歌:汉朝300年西域经略史》,专注于两汉在西域的战争和外交,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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