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北京一家医院里，杜聿明的夫人因误服药物接受救治，杜聿明守在病房外，沈醉则赶来替他分担夜间照料。医生查房时，看见沈醉一直守在床边，便问他与病人是什么关系。杜夫人笑着回答：“他是我的表弟。”
这句回答看似随意，却不是临时起意。沈醉与杜家的关系，早已超过普通朋友。两人从立场不同的旧相识，变成战犯管理所里的同伴，又在特赦后成为同事，彼此扶持了二十多年。
抗日战争后期，沈醉曾奉戴笠之命，带信前往昆明拜访杜聿明。那时的杜聿明手握机械化部队，负责重要军事事务，沈醉面对他，更多是敬畏。两人后来又在北平短暂见过一次，交往并不深。
真正改变两人关系的，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57年，沈醉从重庆被转送北京。进了房间，他听见熟悉的四川口音，循声过去，先看到了王陵基，随后又发现病床上的杜聿明。杜聿明被安置在一副特制石膏模具中，身体几乎无法自由活动。
沈醉一度以为，这是管理所对杜聿明的惩罚。杜聿明却解释，自己患有肺结核、肾结核和胃溃疡，脊椎也严重变形，工作人员请医生诊治，还专门为他制作模具矫正身体。
杜聿明曾经两次试图自尽，被俘后也抱定了求死念头。他原以为对方会审讯、逼迫，甚至已经想好了“宁死不屈”的答复。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人逼他表态，医护人员反而持续给他治病。
有一次，沈醉问他：“你怎么会改变得这么快？”
杜聿明回答：“病没把我治好，人心把我看明白了。”
这句话让沈醉沉默了很久。过去国民党军队对待被俘人员的方式，使他们习惯用敌意揣测一切。可在管理所里，杜聿明看到的却是治疗、学习和劳动。信任不是一句话换来的，而是在许多琐碎事情中慢慢形成的。
杜聿明身体不好，本可以少参加劳动，却主动报名进入缝纫组，并担任组长。他过去曾办过缝纫厂，懂得缝纫机维修。沈醉也报名做副组长，两人便在小屋里修机器、做衣服，边干活边谈思想。
沈醉做事有时比较马虎，杜聿明发现成品不合格，便让他返工。沈醉心里不服，杜聿明也不急，只说做事情要认真，改造思想同样不能敷衍。这样的提醒多了，沈醉逐渐意识到，杜聿明已经不再是那个只知服从旧主的将领。
外出参观时，他们看到工厂重新运转，城市秩序逐渐恢复，杜聿明受到很大触动。他曾经认为，国民党接收工厂后往往难以维持生产，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开始重新判断这个政权的组织能力。
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公布，杜聿明名列其中。沈醉没有被列入，心里难免失落。杜聿明劝他说：“有第一批，就会有后面的批次，别泄气。”
第二年，沈醉获得特赦。此后，两人的关系没有因身份变化而疏远，反而越来越近。
1961年，杜聿明等人按照安排参加劳动，随后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沈醉与他在同一单位任职，私下往来也多了起来。沈醉多年未见女儿，终于得到机会把孩子接到北京，便带她登门拜访杜聿明。
孩子曾读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见面后脱口问道：“杜伯伯，你过去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
沈醉赶紧制止。杜聿明却笑了，说：“过去确实不听，现在听了。”
这场小插曲没有让气氛尴尬，反倒让杜聿明十分喜欢这个直率的孩子。他拿出糖果招待孩子，还陪沈醉父女游览北京。多年隔绝的亲情，也在那次见面后得到了一点补偿。
所以，1965年杜夫人住院时，沈醉能够彻夜陪床，并不奇怪。杜夫人称他为“表弟”，是把这位老朋友真正当成了家人。后来杜聿明的女儿回国，沈醉也被亲切地称作“舅舅”。
1980年，沈醉赴香港探亲前，专门向杜聿明辞行。杜聿明叮嘱他，出门在外要注意影响，处处体现政策，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那时的两人，谈的已经不只是个人命运，也包括海峡两岸的团聚和国家统一。
沈醉回到北京后，杜聿明因病住院。两人在病房重逢，杜聿明仍惦记着未完成的事情，希望沈醉代笔写信，表达对两岸分离、骨肉不能团聚的忧虑。可沈醉离开不久便因病住院，出院时，杜聿明已经离世。
这段相识始于旧日阵营，延续于共同劳动，真正维系他们的，却是几十年相处中形成的信任。杜夫人那句“他是我的表弟”，说的是称呼，承认的却是一家人的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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